干群关系调研报告(2篇)

第1篇 农村税费改革后干群关系矛盾分析调研报告

一、税费改革后干群关系矛盾分析

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汇总、梳理，结合走访座谈县乡村干部和群众的情况，我们认为随着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两大战略的实施，当前影响农村干群关系的主要矛盾有以下五个：

一是农村干部文化素质、工作作风、领导方式与群众对农村干部的职能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这是基本矛盾。税改后，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主要是引导、示范、管理和服务，这对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和领导方式、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调查发现，目前在全县农村党员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文化水平偏低、致富能力偏低、带富水平偏低、年龄较高的“三低一高”问题，全县有近半数的农村干部只有初中学历，62%的农村党员仅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有一技之长并能带头致富的农村党员干部为数不多，对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许多农村党员干部表现出了很不适应。如有50%的干部在带领群众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缺路子，少法子，感到无处下手，心有余而力不足；有37%的干部不善于做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作风不民主，办事不公道，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有41%的人对农村政策不熟悉，法制观念淡薄，不能严格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导致群众不满。如：王同庄乡东西韩、西西韩村，每村5个村干部，文化最高的是初中，一个村的村长是文盲，仅有一人能写简单汇报，有的

连口头汇报都说不了。

二是农村干部发展市场经济能力低与农民要求发家致富愿望高之间的矛盾，这是主要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致富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是，作为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如何与农村市场经济相衔接，如何发展壮大“一村一品”等个体工商业，如何发展高效农业，靠一家一户是不能实现的。这就迫切需要广大乡村干部做农民进入市场的“领路人”，为农民提供相应的服务。然而，一些乡村干部对市场经济并不熟悉，对高效农业不了解，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不理解，自己不能致富，更谈不上带头致富、带领致富。如大营乡的东大营、中大营村，中韩乡的小河村、徐家庄村等农民主要以简单的种植业、养殖业来生活。同时，农业税免征仅是“少取”，农民还盼望政府在“增收”和“多予”上对农民给予更多关注，创办产业协会，增强农民抵抗市场经济风险的能力，提供技术和政策上的支持，让农民更有信心发展农村经济。在收回的529份调查问卷中，“愿意让中央在种植、养殖业与合作医疗、教育上给予更多补助”的占68.90%，列第一位；“希望乡村干部带领农民发展高效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增加农民收入”的占60.25%，列第二位；“希望加大农畜产品保险力度”的占50%，列第三位。

三是农村干部依法履行管理职责与农民不服管理的矛盾，这是经常性矛盾。主要有：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与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乡规民约的执行、农村治安联防、村容村貌治理、街道硬化整修、水电系统管理运行等公益事业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管理；如万城乡小石家庄村、武城村由于村集体无经费，原先供群众吃水的自来水系统已坏的无法维修，现在只有家家打旱井、户户购水吃。王同庄乡的东南岩、西南岩等村由于没有经费，村里的垃圾得不到及时清扫等；法律法规与农村农民约定俗成、封建陋习等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精神文明建设、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村民自治、人地矛盾、宅基地发放等。例如：在农村责任田和机动地的承包过程中，有的已出嫁未迁户口的女儿在娘家婆家都分不到耕地，造成生活困难，乡镇政府的指导性意见村里难以执行；机动地管理不规范、增人减人后机动地调整不完善等；五是村干部

二、解决农村干群矛盾的途径

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干群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我们按照十七大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抓住机遇，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思路在实践中认真研究和解决，根据我们的调查，

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采取措施：

1、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增强村级领导班子驾驭农村工作全局的本领。

一是选好配强村级领导班子。通过民主推荐和竞争的方式，从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选派一批年富力强、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年轻干部到贫困村、落后村挂职或任职。今年以来，我县开展了百名干部下基层活动，从县直部门抽调了100名优秀年轻干部到村任职，有效的增强了村级组织战斗力、优化了班子结构。同时要利用农村“两委”换届选举，推行村委会主任、委员由村民直选和村党支部委员“两推一选”的制度。要大力推行村干部交叉任职，积极鼓励支部书记、委员竞选村委会负责人，提高村级班子在群众中的威信。在“两委”换届工作中，我县有80个村实现了支部书记、村主任“一人兼”，占农村总数的75%；交叉任职人数为347人，占农村干部总数的66.6%。

二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村干部要带头示范，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和集体土地，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创办“科技示范园”，如西富村镇的西富村、南焦、古城等村，在河北农大的扶持下，创建了“梨枣生产示范基地”；要带头闯市场，积极争当农民经纪人，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农民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如王同庄乡东良庄村党支部书记冯俊杰，积极与高邑县富林园艺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专家进行联系，兴建了200余亩的高效农业生产示范基地，吸收村内剩余劳动力50余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三是加大对后进村的扶持力度。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帮扶工作规划，继续加强对后进村的帮扶工作。抓好后进村，形成工作合力是关键，为此县委在县直推行了县级党员领导干部、县直

部门“三包三抓”责任制：即县主要领导包乡镇、县级副职包片、县直部门包村（经济部门包穷村、政法部门包乱村、党委部门包弱村），重点帮助指导后进村党支部抓班子、抓发展、抓为民办实事。并建立了“三抓三包”专项述职制度作为干部实绩的主要内容进行考核。

3、认真执行“一制三化”农村运行新机制，不断完善农村干部的职责定位和考核，切实加大民主政治建设的力度。农村“一制三化”运行机制是河北省自以来在全省推行的农村规范化管理办法。我县按上级要求，用三年时间到已在全县推广，并在推广过程中不断完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所谓“一制”：就是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即党支部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支部书记是村“一把手”，党支部要加强对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共青团、妇联会、民兵连等村级组织的领导和监督。所谓“三化”就是“支部工作规范化、村民自治法制化、民主监督程序化”。即党支部要建立支委会工作、党员大会、两委联席会、村委会重大事项向党支部请示报告等项制度，推进支部工作规范化；在村民自治中，要建立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工作和村民管理等项制度，推进村民自治规范化；民主监督中，建立村务公开、民主议政日、民主评议村干部和“三审”财务等项制度，推进民主监督程序化。

在529份问卷调查中，有30.50%的党员认为“一制三化”需要进一步加大落实力度，认为“村务公开、财务监督有待加强”的占25.95%，认为“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占35.66%，认为“民主评议村干部不到位的”占42.35%。对“参政议政不积极不支持”的占43.40%，认为“党员、村民代表的素质不高、私心重”的占28.5%。在座谈中普遍认为当前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力度需要加强，要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党员、村民代表的素质，提高广大村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应充分发挥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的决策作用。在调动村民代表和党员、村干部三方面积极性上做文章，在加强农村不同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社建设上下功夫，使“一制三化”的各项制度进一步落到实处。县农工委副书记高平安、农业局纪检组长贾增军、组织部组织科长王运岐等同志认为，县乡党委政府在提高农村干部素质、能力、学历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见效慢，成效不显着的原因，主要是村干部直接对乡负责，不对县负责、不对村民负责。县、乡

对农村干部的考核方法需要改进，措施需要到位。王良庄村支部书记马增平、大营镇人大主席焦成芳、王同庄乡副乡长李仲庆等同志认为“民主决策”落实不力的原因主要是县对乡考核、乡镇对农村的考核，看重成绩多、看重财税指标完成、稳定办实事多。对各项制度落实、对村民代表、党员的评价、对村干部个人考核抓得少，不到位。自以来，我县在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民主选举、民主议政日、支部工作规范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得到了广大群众的逐步认可，但从座谈和问卷看，在村民代表会、村民管理和民主评议村干部、村干部考核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需要在工作中采取措施，切实加大力度，进一步取得实施“一制三化”制度的更大成效，这是解决干群矛盾、增加干群感情的重要方法。

4、加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不断提高组织农民致富发家的本领。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与党的建设的新形势，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农民得实惠的目标，，县委出台了《关于在全县进一步加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工作的

第2篇 村干群关系的调研报告

在有着9亿农民的中国，农村的稳定发展事关全局。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干群关系也发生了深远的变化，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农村干群关系对于调动基层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和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及塑造党和政府在广大农民中的形象有着巨大的作用，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之义。

20__年暑假前夕，我们显得异常忙碌，考试的阴霾还没有挥去，艰苦的实习任务就已经下达，于是我们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辛苦却很充实的5天基层调研。实习第一天我们在安靖学校听了党政办公室主任对安靖镇概况的介绍。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得知安靖镇经济发展水平稳定处于全县前三，他很自豪的告诉我们要是比人均收入，安靖镇应该是全县第一。我们不禁很期待接下来的几天的调查，盼望着用我们的双眼来证实书记的介绍。

可是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在这个经济强镇，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和谐，经过我们的调研，发现村民和村干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拆迁和村务民主两个方面。我特意把采访实录整合起来，搭构起来一个“辩论堂”，邀请雍渡村的数位村民和村官作为正反两方，围绕“拆迁风波”和“民主分歧”两个主题展开辩论，在激烈的“辩论”后道清楚村民和村官之间的矛盾……

一、拆迁风波

踏上雍渡村地盘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的路很差，汽车驶过尘土飞扬，雨天则泥泞不堪。街市很繁华，店铺茶馆一应俱全。道路两侧成排的规划好的四层公寓楼有的已经建成，有的已经成型，楼房外表被涂上了统一的涂料，很是壮观，走在居住区，一墙之隔的是划给海霸王集团的2000多亩地，远远望去，基本荒芜着。好不容易辗转找到了本地人，我们停下来作采访。

这是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儿，压滤机滤布丈夫在本村工地做小工，当得知我们是西南交大的学生，她仿佛看到了救星，还没等我们说明来意，她就主动提出要带我们去看看政府帮他们建造的居民楼，虽然我们不能全部听懂她的四川话，但是通过她愤怒的言语和肢体语言，我们还是了解到她对这栋楼房的不满，以及对村委会的怨恨。她用手势丈量着地板，跟我们说，每人36个平方，邻村是每人45个平方，即使这样这36个平方还有水分，她把头伸出窗子遥指着街市的方向说“他们”（指村委）把好地皮出租给外地人，而村民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闻风跟上来的村民们附和着。当她说道房子的质量也存在问题时，一旁的阿姨激动了，拉着我们的手要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家的房子……走过一段粗糙的石子路，我们来到了一栋尚未完工的居民楼，从外表看这栋楼和其它的楼一样外表光鲜，走进去，从上楼梯开始我们就发现问题了，楼梯没有扶手，楼体表面水泥脱落，墙上的水泥更是粗糙，那位阿姨用钥匙对着墙面一刮水泥直掉，墙面立即留下了一个小坑，来到楼上，我们发现楼上的地板一片狼藉，我们甚至担忧窗户是否会掉下去……房子的质量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拍了照片。我们问这位阿姨：房子就这样给居民吗？她说：是！我们愕然。我们问：房子质量不好找谁解决，村委不管吗？她说：村委让她们找承包商，承包商不是找不到人就是置之不理……她还跟我们说，为了房子的事情，村民曾经上访过，据说还闹得挺大，村里镇里都出面干预了，结果不了了之。说完她无奈又气愤地叹了一口气。

随后我们带着疑问在镇政府找到了拆迁项目办的一位负责人，在他那里我们得到了如下陈述：兴建的新居民区是村委以招标的方式，委托承包商建造的，安置房的产权就是农民的宅基地，房子都是统一设计，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监管的，而这一切都是由第三方承包完成；村民自己可以在施工的时候自行察看监督，房屋有问题可以找村干部……快结束对他的采访时，他告诉我们可能房屋建造质量的确不太完美，但可以保证房屋结构没有安全问题。

可是在后来我们对一位卸任村干部的采访中，他说道：在房屋建造过程中村官之间存在官官相护，滤布谋私利的情况，现在政策规定征地者负责被征土地上村民的社保，但这笔钱基本被村官们吞了；每个生产队都有人上访，但以雍渡村拆迁问题最为严重；从前几天的调查中可见一斑；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荒芜着，村干部们想方设法把这些土地租出去，但得到的利益去向不明。图：新居建造中

然而之前我们和村主任座谈时他说：新农村建设需要项目拉动，否则就是一句空话。从今年7月1日起，征地所得土地流转费中的60%会被强制性转到社保局用来办理居民个人医疗保险和生活保障，因为当地人比较好吃懒做，怕把钱给他们就全花了或者赌了。频繁的上访有时是有别有用心的人操纵的。村官真的难做，一方面要听从上级命令，一方面还要代表民意，自己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决策权。

二、民主分歧

当我们拿着问卷寻找本地人填时，遇到了一位当地的大哥，今年31岁。我们和他攀谈开来。他说他很关心村里的事务，经常去看村里的村务公开栏，但是觉得村务公开，特别是财务公开不是很真实。我们问他村里是否有村务决策会议，他说有，但是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问他是否参加了最近的一次村委换届选举，他说是，但是人已经选定了，所以只是名义上的选举，实际上没有自主权。我们问：那村民有意见是否可以向村委反映？他说向村民意见收集箱投意见是徒劳，就是和村委当面说，他们也只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我们来到一位大叔家，他正闲坐在自家空荡荡的楼房底层吃花生，说明身份意图之后他邀我们坐下来谈。谈话中我们得知这位大叔曾经当过好几年的队长，曾经在团委做过事，爱人是妇女主任，还是党员。这位大叔很健谈，对村里的事务，从招商引资到人情世故都很了解。当我们问道村里基层民主的情况时，他很坚决的对我们说：那都是假的！用句不好听的话说，现在的官员都是对外勾结，对内倾轧，所谓基层民主，村民自治都流于形式。我们问：村干部是选举产生的吗？他回答说：选举是有的，但是在选举之前，镇里面就已经确定人选了，在选举的具体操作流程中，会用各种手段来确保。他讲了其中一种比较“经典”的手段，那就是在寒冬腊月的深夜，让收集选票的人带着选票到每家每户去喊门填选票。试想寒冬腊月的深夜谁还有精力和心情认真看选票，仔细权衡！所以很多情况下就让收集选票的人随便填了了事……说到底，这是对选民选举权的变相剥夺。说到这儿，他变得激动，说基层民主的现状相对于六、七十年代甚至是倒退了，他已经对基层民主丧失了兴趣，自己在2023年就拒绝了参加选举，自己不再在村委做事就是因为看不惯这些欺诈的行为。我们劝他消消气。待稍许平静之后，他又跟我们说起为什么村委这么热衷于招商引资是由于招商引资会给他们带来不菲的回扣，而且也非常符合镇里的思想。当村干部门把精力集中到招商引资上，就没多少精力放到村民最关心的事情例如村里环境（说着他指给我们看尚未完工的路，路上没有留下绿化带的位置），这帮人就是在用村里的集体资源为个人谋利，例如自己的经济情况跟村长的大富大贵就是鲜明的对比（他为了修房子甚至卖了铺面）。当我们问到村务决策会议时，他说参加决策的都是村里的老党员，那些老党员由于年迈对现实情况不太了解，容易被笼络和欺骗。我们问道：那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吗？他说：那是当然，这是得益于大趋势，不是哪个人的功劳。

后来和村主任的座谈中，村主任这样说道：村委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很难保证村民100%的同意村委的做法。新农村建设需要实体项目拉动，否则是空话。村里有重要事件公示制度，村财务1个月公布一次，社半年公布一次，大家参与管理是比较积极的。他谈到了民主与人的劣根性，说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给子说自己的意见会乱套，影响村务实行的效率。村委正在筹建乡村图书馆，健身台，甚至价格昂贵的天网，村委在努力改善村里的环境！我们注意到在填问卷时，村主任认为取消农业税后村民自治面临最大的障碍有邪恶势力和宗族势力。

后来我们采访了一位中年妇女，她说道：公开的村财务账目她看不懂，也不知道有没有掺假，村里的理财小组也不查账。她家的日子不好过，为了修房子，铺面都已经卖了，现在连田也没有了什么都得买，说着看见路上谁掉了一只茄子，她赶紧不好意思地跑过去捡了回来。她愤恨的话语和表情好像对村里面安置房的做法很不满意，但是我发现她很闲适，并没有像我老家江苏那儿的同龄人一样忙碌……

抛开复杂的人情世故，我们至少能总结出以下几点问题：

1.群众对干部的不信任感增强。老百姓普遍不相信村干部，特别在财务和人事方面，这种不信任感更强，究其原因，有一部分是受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的传统思想影响，然而更重要的现实原因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村干部和村民都趋于理性化。在新的背景下，干群关系的理论基础已经变成了在“公而有私”的基础上利用合法的手段实现个人和集体的经济理性的考虑。首先，个人是否当村干部取决于这一举动能否给个人带来额外的利益，而村干部权力的合法性取决于村民个人以及公共利益得到满足的程度。于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建立的，乡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基于劳动中人人平等和乡土人情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被拉远了，群众不愿搭理乡村干部，甚至有困难时，除非不得已也不去找干部；而干部不愿深入农户家中与农民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他们的生产、生活乃至家庭出谋划策。群众只有在征收税款、计划生育时才能见到他们。其中，雍渡村村民无奈的上访更是这种不信任达到极端的表现。

2.村委的角色错位。村委就其性质而言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它的合法性应该存在于当地的村民之中，它的作用应该是代表并保护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可是在现实中村委被行政化了，首先，通过“村财镇管”乡镇政府控制了村委的财权；再者，通过组织和人事上的干涉（例如上文中说到村委改选时人选已经内定了），乡镇政府控制了村委的人事权，这两个举动就把村委的合法性基础改变了，造成了村组干部的准行政化。于是村委决策的出发点就不再是广大村民的利益了，而是乡镇政府的命令指标，此所谓“上若好之，下必甚焉”，而这一切也不全是乡镇政府的过错，因为它作为国家基层行政部门，也是这句话中的受害者。这也正是采访中村主任说没有真正决策权的原因。没有了自治主体性的村委，实际上成了基层政府的任务执行工具，从而在利益分配中能得到一杯羹，若不如此，不愿意吃羹的就会被愿意吃羹的所取代，基层政府知道，不吃羹是没有力气干活的，于是可以包容或者默认或者视而不见这种偷吃行为。

3.缺乏有力的监督。这一点在拆迁风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来在村民自治理论框架下，村民最大的监督效力寓于当地村委的合法性中。村民通过选举来制约村委的行为无疑是最具有威慑性的，然而村委的行政化就直接把选举监督给扼杀了，由于乡镇政府与村委的事实利益同一性，从而乡镇政府也不可能对村委实施监督。当农民作为单个主体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时，自然想到了抱团，于是就产生了村主任反映的所谓“邪恶势力”和“宗族势力”，这其实是村民无法通过正当渠道表达自己呼声自然产生的一种“变态”手段。当然，越级上访也能说明监督渠道不畅的事实。

4.缺乏有效的沟通。市场经济大行其道，农村的干群关系再也不像以前人民公社时那样“田头不见田尾见”了，特别是在像雍渡村这样的村庄，传统农业已经式微，村干部与村民的直接联系更少，于是原本一个很小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在村民中越传越讹，最后造成一场轩然大波。最好的沟通就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所以村干部还是要继承人民公社时的优良传统，跟老百姓拉近距离，这样才能及时有效地掌握群众中出现的新情况，才能及时解决之。

市场经济和城乡一体化的浪潮势不可挡，激烈的变化对农村干群关系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如何应对，还在于利益相关各方的协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