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改革调研报告怎么写（精选6篇）

【第1篇】2025年改革调研报告怎么写9200字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大多数人的“山还是那座山”，但其权属、功效却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新的林权证所具有的申请林木采伐、林权流转、抵贷款、融资担保、领取有关政策性补偿和补助资金等作用，不仅是农民加快自身发展的一次机遇，更是推进农村发展的重大机遇。

xx镇xx村村民领取林权证。

两年多奋战终有果，xx县8万农民喜领林权证xx年4月，xx县开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同年10月全面启动。两年多来，该县广大干部群众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终于在今年5月31日将81115本林权证发放到农民手中，成为我州率先完成林权证发放的县市。这也标志着该县林改主体改革工作已结束，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该县共有林地面积280.5万亩，其中个人经营管理的林地265.94万亩，占94.8%。林改涉及全县279个村75580户农户，全县应发放林权证81325本，实际发放林权证81115本，证本发证率99.74%。

为确保林改工作的顺利进行，该县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依据“二清”面积配套林改经费，按每亩1元的标准将270万元林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xx县林改工作中共受案2534起，现场调处2484起，专班调处21起，结案率达98.9%。数据是枯燥的，但为了这组数据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非参与其中不能体会。该县林业局局长宋春禄说：“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能够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林改主体工程，得益于县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更得益于广大干部的努力付出，也得益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配合。”

配套改革呼之欲出，林农受益指日可待

林改主体工程的完成，预示着林改工作将全面进入配套改革阶段。林权抵贷款、林地林木流转、森林保险、公益林管理等都需要通过配套改革来完成。

去年12月，xx县林业要素市场建成投用，是目前全州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办公设备一流的林业要素市场。自该市场开业以来，开展森林资源资产评估5宗，评估价值194.2万元;开展森林资源资产抵贷款3宗，贷款金额95万元;规范村集体林场流转2宗，流转面积3296亩，成交金额66.2万元。去年12月23日在林业要素市场公开拍卖椒园镇龙潭溪村林场，也是我州在林改过后，首次按照正规化林权交易程序完成的交易，该宗林地最终以高出底价近20万元的价格成功拍卖，为村集体经济组织赢利20万元。

该县还在全县279个林改村成立了林业“三防协会”组织。协会会员由农户自愿加入，协会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组织机构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协会章程和管理制度完善，为深化林改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加强了林改档案管理，县、乡镇均落实了林改档案管理人员，建立了林权档案管理制度;在要素市场建立了林权档案室，配备了林权档案密集架;乡镇建立了林权档案室，配备了档案专柜;对村级林改档案实行村档站管。在林改工作中，从一开始就注重林改原始材料的收集，确保原始资料收集齐全。对林改档案实行分级、分类装订成册，建立电子和文本档案双备份，确保林改档案完整、规范、安全、可靠。

林农认识尚有差距，林改整体效益发挥尚需时日

“这样的证我们以前也领过，山还是那座山，新的林权证与以前的林权证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晓关侗族乡堰塘坪村年过七旬的农民张子明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那么，新的林权证发到老百姓手中后，真的是“山也还是那座山吗”？该县林改办负责人说：“新的林权证，包含的内容远比原有的林权证丰富得多，只是由于配套改革正在推进过程中，在短时期内，可能还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功效。这也充分说明配套改革加紧实施的重要性。”

就xx而言，林改工作的开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首先，现代林业产权制度初步建立，林政管理步入规范。全县已经完成确权发证、完善林地流转及森林资产评估制度、建立林业要素市场等基础性工作，集体林地的经营、利用、流转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初步建立“产权归属明晰、经营主体到位、责权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格、流转规范有序、服务监督有效”的现代林业产权制度。通过成立村级林业“三防协会”组织，毁林、盗伐、森林防火等老大难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极大地缓解了政府管理资金投入不足，管理机制不顺的问题。目前，全县盗伐、滥伐林木现象明显减少，群众的护林防火意识明显提高。

其次，农村经济结构得以优化，林业产业综合效益初步显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分山到户，还山于民后，实现了“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的目的，使广大林农对自己经营的林地充分享有承包经营权和对林木的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消除了林农的后顾之忧，群众看到了致富希望，爱林、护林、造林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高涨。自林改以来，全县完成木瓜、厚朴、白柚等经济林造林3.8万亩，涌现出沙道沟镇二坪村的李文清、xx镇个体户徐勋培等造林大户，调动了社会和群众投资林业的积极性，实现了森林增长、生态改善、农民增收、林业增效的目标，获得了优一方生态、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促一方和谐的巨大综合效益。

再次，林业矛盾纠纷大量化解，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林改工作启动以来，乡镇、村、组三级林权纠纷调解组针对林权纠纷个案，认真调查取证，反复讲解政策法律法规，对当事人进行耐心细致的劝解、开导、说服工作，解决了一批遗留问题，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调研报告

政府采购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公共支出、调控经济运行、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项基本制度，对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预防和治理腐败、落实国家经济调控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我区实行政府采购改革以来，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体制机制初步理顺，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政府采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今年4月份，按照区委、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领导的指示，由我办牵头组织区财政局、区监察局、区审计局、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单位，对xx市xx区和xx市政府此案够的管理体制、组织实施、采购方式、操作规范等方面进行了学习调研。下面就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xx区、xx市政府采购工作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1、推行采购预算制度，政府采购计划性强。青浦区、深圳市政府采购工作均按照《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全面推行和较好实施了政府采购预算制度。对已经实行部门预算的单位，要在部门预算中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没有预算，一律不进行采购。同时，要求预算单位在编制部门预算的时候必须将政府采购预算精细化、科学化。一旦涉及项目明细的调整包括采购方式、采购金额、采购项目等，需要执行财政部门制定的预算调整程序。部门预算经人大批准后，政府采购计划将同步下达预算单位。

2、建设统一的电子化采购平台，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高。青浦区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要求，于xx年1月1日起在全区全面推行应用实施电子集市采购，将全区所有预算单位(52家一级预算单位和313家二级预算单位)包括11个镇、街道办事处、12家区属公司都已经纳入电子集市，对列入青浦区政府采购目录的计算机、打印机、空调等协议采购项目通过电子集市平台议价、反拍、团购等方式实施采购。深圳市目前已建设了较为先进和完备的电子化政府采购平台，电子化政府采购平台上接预算指标和计划编制，下联国库集中支付，可通过互联网完成申报、审核、发布公告、招标、投标、评标、询价、投诉、监管等政府采购的全过程操作、管理和监控，实现了从预算和计划编制到采购执行与支付完成链条的电子化运作。

3、实施政府采购预选制度，提高政府采购效率。深圳为解决社会各界普遍反映的时间长、货源少、价格高等问题积极探索改革政府采购的相关做法，建立了预选承包商、商场供货、战略性合作伙伴、跟标采购、公务卡采购等一系列高效实用、灵活多样的采购模式。一是政府预选采购制度。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产生了家具、装饰修缮、会计中介服务、物业服务、因公出国(出境)经办代理和法律服务等预选供应商，采购人按照相关程序规定从预选供应商中选择相应的供应商;同时，建立商场供货预选制度，采购人可以在中标商场自行按需采购，商场按照协议提供优惠折扣价格，既方便了采购人，又确保了采购货物的价格优势。二是推行公务卡采购制度。为提高政府采购效率，规范结算流程，深圳市积极探索和推行公务采购卡制度，在政府采购中逐步扩大公务卡结算的使用范围。三是政府采购方式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对市场货源充足、竞争充分、标准统一的通用类项目的采购，深圳明确提出按照低价中标原则确定供应商实行竞价采购，并把竞价采购作为法定的政府采购方式之一。此外，深圳市还设立了跟标采购方式，通过建立跟标信息库，对于一些紧急需要、采购需求与被跟标项目一致、公开招标成本较高的政府采购项目可实施跟标采购。

4、改革评审程序，赋予采购人必要的自主权。为改变原有评审专家拥有定标权力但责任承担及追究制度缺失，采购人作为采购需求制定者但没有选择权、采购满意度不高的局面，深圳市率先实施了“评定分离，各司其职”评标定标办法，将最终中标供应商的决定权交予采购人，这是全国政府采购制度上的首创与改革。在具体采购活动中，由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委员会仅根据采购文件的要求出具评审报告并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后，由采购单位从中选择中标供应商(采购单位也可以事先授权给评审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供应商)。

5、建立较为科学、合理的政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和评价体系。青浦区、深圳市对政府采购的合同履约和验收环节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做法。如深圳市规定集中采购机构要参与组织实施的采购项目的验收、采购人要对供应商合同履行情况进行评价;青浦区对一些采购金额较大或者技术复杂的项目，采购单位可以邀请市政府采购咨询专家共同验收。同时，青浦区、深圳市都高度重视政府采购的监督检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专项检查、重点检查等监督检查制度，对政府采购合同的履约、验收、支付等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二、对我区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几点想法

(一)着力完善政府采购监管方式。要按照构建分工制衡政府采购监管体系的要求，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推动监管方式创新。

1.完善监督机制。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对采购文件备案、采购方式确定、评审专家选取、合同履行等各环节的审查把关和常规性检查;审计部门要把政府采购监督工作贯穿于正常的财务审计和专项审计之中;区监管办(交管办)、财政、审计、监察、工商、质监、检察院等综合监管和职能部门要建立协作配合机制，互通有关情况，及时总结经验，提升监管水平，根据需要适时开展联合专项或综合检查。

2.健全诚信体系。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供应商、评审专家、社会代理机构不良行为记录公示制度(“黑名单”)，对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中，因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与采购人或其他供应商或代理机构恶意串通、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等违法违规行为而被查处的供应商(或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列入“黑名单”，予以公示曝光，维护政府采购各方的合法权益，净化政府采购市场秩序。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考核，对被通报批评、取消资格等处罚处理的评审专家，也要列入“黑名单”。

3.加强项目验收。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供应商履行采购合同情况的监督，研究出台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实施办法，对通用性的采购项目，应建立由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相关监管部门人员组成的验收小组，对项目实施抽查验收;对技术复杂的采购项目，应探索建立相关技术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检验验收。对供应商不按招标采购时的承诺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力的，要按照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二)着力推动政府采购管理创新。建立健全以采购需求标准为基础、以采购预算为约束、以采购计划为载体的需求管理与控制体系，促进采购活动不断向需求科学性、程序合规性、过程规范性、结果合理性转变。

1.探索推行政府采购预算。积极探索研究出台我区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实施办法，推进政府采购管理与预算编制、资金支付、资产管理等的有机融合，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计划管理，对已经实行部门预算的，要在部门预算中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对没有实行部门预算的，也要单独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没有预算的，原则上不得进行采购。

2.实施集约化政府采购管理。将分散在各个单位的采购需求、采购计划“定期汇总整合”，将相同或类似的采购需求实行“统一打包招标”的集约化政府采购。不断提高单次政府采购的规模，实现采购效益的最大化。

3.建立健全归口部门集中采购模式。对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以及大港公司、区经济技术开发投资公司等国有企业的采购活动，要逐步改变层层下达资金、由基层单位分散采购的做法，积极探索建立由教育、卫生、控股公司等主管部门归口集中采购模式。

(三)着力扩大政府采购管理的范围。要严格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对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切实做到应采尽采。

1.延伸监管对象。要按照《中共宁波市委、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意见》精神要求，对区属国有及控股企业，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及其下属事业单位、专设临时机构、社区居委会，街道(乡镇)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全资或控股企业的所涉及的公共资源项目的交易活动纳入政府采购监管范围。

2.拓展采购范围。对单项或年度批量预算金额10万元以上的环境保洁、物业管理、造价咨询等服务项目要尽可能纳入政府采购管理范畴;对涉及工程的招标代理、监理、勘察、设计等服务项目的发包以及3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的施工发包的，要根据招投标法、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制定符合我区工程建设项目实际的办法措施。

(四)着力提升政府采购信息化水平。以现代先进信息化技术为支撑，实现对政府采购活动全过程监督管理，不断提高我区政府采购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的。

1.开发政府采购信息管理系统。实现采购需求随任务下达、采购文件自动生成、供应商自行下载招标采购文件、网上投标报名、网上支付标书费及保证金等功能。同时，系统要同步纳入区公共资源交易监察系统。

2.扩大电子反拍系统的应用范围。在目前对计算机及外设、复印机及速印机、传真机、打印机、壁挂式及嵌入式空调、正版办公软件等协议采购货品实行电子反拍的基础上，逐步向墨盒、纸张等办公易耗品和其他通用性产品采购活动推广。

3.建立专家抽取语音通知系统。着手建立北仑区政府采购评标专家自动抽取和语音通知系统，实现政府采购评标专家抽取的整个过程全部由计算机自动完成，保证了专家通知的保密性，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确保政府采购专家评审公正、公平。

数学新课程改革调研报告

调研目标：基本状态，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促进××县高中新课程改革顺利实施。

调研时间：××××年××月××日至××××年××月××日。

调研对象：××市××中学。

调研方式：抽样调查，问卷调查，座谈、研讨。

目前，高中数学新课程实施运行基本没有达到目标，教师的教学方式虽有所变革，但学生的学习方式没有太大改变。×××××××××××××××××××××××××××××××××××××

一、高中数学新课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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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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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改进新课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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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员工状况与企业改革改制调研报告(五)

四、共青团工作现状和要求 共青团的工作在企业改革改制过程中同样受到很强的冲击。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和改革改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管理制度逐渐正规，生产组织日益紧凑，团组织慢慢失去了见缝插针、拾遗补缺的活动舞台。企业共青团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走出一条与时代合拍共振，有吸引力、有说服力的现代企业共青团工作新路子，是企业团组织面临的新课题。要解决这样的新课题，就必须从共青团工作的现状以及广大青工所要求的呼声来进行剖析。 1、企业共青团面临着挑战，同时也存在机遇。 企业由过去以思想政治为先导转变到现在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不可避免地会把共青团工作降到了一个较低的地位，青工对于“ 您对近年来企业团组织及其工作的总体评价是： ”73%的青工认为团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没有变化或不如过去，66%的青工认为近年来“团组织的自身发展”上驻足不前或不如过去。同时，共青团工作离不开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团员青年的积极参与，而现阶段，只有49%——不到半数的青年认为本单位领导比较重视和支持团的工作，有33%的青年认为本单位领导不太重视团的工作。并且，由于共青团工作目前普遍存在着对团员青年的教育形式不够，大环境影响小环境，大气候影响小气候也造成团员青年组织观念淡薄。更重要，是目前企业共青团组织开展活动形势陈旧，手段单一。面临企业改革改制，共青团工作存在着一些方面的不适应，反映到青工当中则51% 的人认为“工作内容缺乏吸引力”；34% 的青工认为“新的机制没有形成”；32%的青工认为 “组织设置不灵活” 。 团组织如何围绕企业的工作核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基础，突出中心，统筹安排，积极有效地开展活动，是当前企业共青团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但是，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要得到长足的发展，还得靠人，特别是具有创新意识和接受新事物最快的年轻人，企业只有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发挥出青年人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企业的技术才能有进步，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才会进一步增强，这样企业团组织仍旧有获得长足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广大团员青年对于团组织在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中所面临的前景具有客观的分析：认为“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的占21%，认为“挑战严峻，需要下大力气才能解决”的占有30%；认为“是进一步发展的机遇”的也占有20%；只有10%的团员青年认为“生存和发展比较困难”，其余的则认为“和以前差不多，不会有变化”。同时，对于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共青团组织，团员青年仍然寄予厚望：“ 您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团组织有什么影响”（限选一项） 中选择“地位和作用会有一定提高”的占53%，选择“地位和作用将大大提高”的也有10%，选择“地位和作用会有所下降”的只有16%。 2、企业共青团组织要立足于青年需求，充分体现“双服务”职能。 团的工作对象是青年，要做好工作，出好点子，就要了解青年的实际需求，才能切实地贴近青年，深入基层，服务一线。 “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改制，您认为企业共青团应主要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问题当中，选择“培养高新人才，提高青年素质”的占有35%；选“推动企业文化的发展”的有23%；选择“创新创效，促进创新机制的形成”的有18%。青工对于本题的选择也是对共青团组织提出了要求：要更好地体现团组织的“双服务”作用，服务企业，服务青年。在问及 “您认为在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改制中，青年最需要团组织提供的服务是（可多选）” 在八个备选项中，选择“岗位技能培训，提高素质”的团员青年高达78%，其次有62%的青年选择了“提供学习和发展机会”； 50%的青年选择“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41%的青年选择“维护青年合法权益”；35%的青年选择“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广大团员青年对于共青团工作并非漠不关心，而是给予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在企业改革改制日益深化的条件下，您希望企业团的活动应如何进行？（限选一项） ”团员青年纷纷献计献策，44%的青年认为企业团的活动应该在企业内部深入开展，有34%的团员青年建议与其他企业联合开展。而对于企业团组织的品牌活动“科技创新创效”活动，团员青年有如下评价：58%的青年认为“是个好活动，但单凭团组织难以搞好，要联合有关方面”；同时有23%的青年认为创新创效活动“符合企业和青年发展的需求，应大力开展”。对于企业共青团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广大团员青年参与的积极性有所提高：“ xx年您参加了几次团组织开展的活动 ”有68%接受调研的团员青年至少参加过1-2次以上，并且有31%的团员青年参加团组织的活动3-4次以上。 调查表明：工厂团的工作有一定趋于良好的发展态势，在服务企业经济建设，服务团员青年成长成才方面开展一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也应看到，团的工作离团员青年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这就是我们下步工作的动力。团的工作重心是和团员青年的自身需求相一致的，我们要根据广大团员青年的需求，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团的建设，更加充分地体现“双服务”职能，更好地服务企业，更好地服务青年。 3、对于未来共青团工作的思考 企业的改革转制给团的工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要站在企业发展的角度，站在青年成才的角度，明晰工作思路，制定工作计划，组织开展活动。 首先， 应从共青团组织建设上入手，在基层团支部书记的选拔过程中，引进竞争机制，岗位竞聘，能者上，庸者下。严格到期换届制度，更多地吸引有能力，有热情，有信心的有为青年成为团的干部，使团干部岗位成为青年展示自我，锻炼能力的舞台，避免因团干部长期不换届而滋生的懒惰和应付思想。 同时建议工厂能够大力起用青年人才，“不压担子难成才，少压担子晚成才”。此次接受调研的青工为什么会对于大量改革与发展问题认识模糊，主要原因是参与的少。在工厂技术、管理以及工序间的关键岗位，青年没有机会担当重要角色，压力不大，成才速度相对较慢，回顾一下工厂评聘的青年拔尖人才、技术骨干、技师、高级技师当中，35岁以下的青年比例不到10%！如果不改变目前状况，那么再过几年能被评上的青年骨干，已经不再年轻了。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需要青年积极参与，以高涨的热情投身其

中，青年的价值体现需要企业赋予责任与使命，这样才能形成企业与个人双赢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其次， 开展活动是青年工作最经常、最直接的载体，怎样开展活动才能达到预期效果？要找准立足点——立足于企业经营发展，抓住切入点——团员青年的需求、兴趣，把握基本点——活动开展要务实。这样才能上得领导支持，下得青年响应。就目前而言，“青工技能培训”应该是一个“突破口”。 就青工培训方面，建议工厂将零散的日常培训交给基层单位，并进行定期的考核监督。并且在年度培训计划中，对于青工的培训能够有所侧重。由于技术职称的评聘有严格的年限要求，而且，并非每个工种在每年都有评聘机会，青工一旦错过，可能要等两年以上。青工也希望能够通过团委组织的各项厂级技能比赛，缩短达到技师或高级技师的时间，并且技术能力展示的优胜者，能得到更多更系统的外出培训机会。同时要建立积极有效的奖评机制，对于培训结果进行鉴定，与日常工作质量相结合。采用必要的正、负激励手段，优秀者能得到更高的奖励，而出现错误要受到更加严厉的处罚。要让他们的劳动成果得到相应回报，工作成绩得到充分肯定的同时也让他们担负更重要的责任，更多的危机意识和集体意识。 最后， 工作中方法上要创新、形式上要多样，内容上要丰富，提高团组织活动的参与性。共青团工作是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归根到底是对青年的思想意识有正确的培养与引导。而培养与引导的结果如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青年的参与热情，而热情的高低就与采用的方法、形式有密切关系。古板的说教，不仅起不到正面教育作用，反而容易引起青年的逆反心理。而以青年喜爱的形式，体现积极向上的思想内容，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今年团委组织的团队拓展训练，就使团干部大大增强了团队协作意识和大局意识。相信团委在今后的工作交流与学习中能够更多地创新方式方法，积极有效地开展共青团工作。

【第2篇】我区基层人事制度改革初探调研报告怎么写2850字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和城市管理中心的下移，作为城市各项工作落脚点的街道和社区，工作内容和任务也日益繁重和复杂，尤其是我区现在还增加了经济发展的职能，这就更增加了基层的工作量。为了促进基层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针对目前基层人事制度的现状和问题，车站办事处和东环办事处先后从实际出发，在人事制度改革领域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它们通过用人机制方面的改革，打破了传统用人上的干部工人身份限制，实现了用人上的能上能下，激活了基层队伍的工作积极性，发挥了中层干部应有的支撑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各项工作的开展，为我区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一、基层人员队伍的现状和人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选人用人上存在的“能进不能出”和“能上不能下”，制约了基层人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基层干部职工还带有一定程度的“铁饭碗”和“吃大锅饭”的陈旧观念，使得广大职工工作一无动力，二无压力，三无活力。所以街道办事处职工工作积极性的发挥，更多地需要办事处领导的管理艺术，或者靠个人的自觉性和责任心，而缺乏一种来自机制上的激发力量。

（二）缺乏科学合理的分配激励机制和考核奖惩机制。工资分配制度依身份而定，而不是绩效。街道人员队伍呈现出复杂性，从开支来源看，由区财政全额的和差额的，还有街道自身开支的，其中，全额人员154人，占63，差额8人，占3，自收自支74人，占34；从编制划分看，有在编的和不在编人员之分；从身份来看，有工人身份的，占36，也有干部身份的，占64；从人员来源来看，又从区机关和事业单位调来的，也有从企业调来的，也有学生一毕业即来的。他们的工资薪酬，依身份而定，而不是以绩效为标准。这个问题在社区居委会变得非常敏感。因为社区工作人员工资待遇普遍很低，最高的车站办事处为300元/月（改革前），最低的南大街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为260元/月。由于编制、身份不同，套用的工资标准不一，出现了虽然工作内容一样，但是待遇却也不一样的情况。另一方面，街道、社区都缺乏有效的考核，或者考核不能反映准确的情况，或者不能把考核结果与奖惩向挂钩，使得考核形同虚设，在社区则普遍没有考核。

（三）中层岗位的缺失，不仅使年轻人缺乏必要的发展空间，也同样不利于基层各项工作的开展。现在的基层，既缺乏科学合理的外部薪酬形式，又缺乏必要的晋升空间。到目前为止，五办一乡35岁以下的141人，占全体总人数的58，大专以上学历的101人，占全体总人数的41。由于没有中层岗位的设置，使得年轻人失去成长的阶梯，难以激发起他们的工作热情和满足来自工作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中层岗位的却是，同样也加大了基层主要领导的工作负担，不利于工作尤其是重点工作的开展。基层各副职的工作量也不断增多，常常是身兼数职，拘泥于一般事务性的工作，既影响了重点工作的顺利推进，又拿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一些创造性的工作。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市区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办事处主任身肩重担，亲自主抓，由于工作重、任务急，拿不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开展其它工作，这些都要求健全中层岗位并要发挥其支撑作用。

（附表：我区五办一乡工作人员有关情况的现状）

单位

人数年龄编制经费结构月均收入学历结构35以下35-4545以上干部：工人全额差额自收自支社区大专及以上车站25101235：1272730018东环30169519：111311645011道东27915312：171521026013建北22127312：101111019南大街301114516：141821026016小赵庄11183181094：179002167总体2451417529158：87154874101

考核成绩=∑[（∑考核评分*对应权重）*对应权重]

（二）重视开发培训工作。通过竞聘或者民主推荐上任的中层干部，说明他们在此过程中具备了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明他们理所当然地就能够胜任本职岗位，这就使得培训工作很有必要。通过对中层或其他一般职工的培训，不仅可以使他们获得或改进与工作相关的知识、技能、动机、态度和行为，还可以通过培训并配合绩效考核手段，建立科学有效的人才梯次队伍。但是，对于培训，街道、社区以及全区普遍对此重视不够，因为它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而且大家对此积极性也不够高。但是，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广大干部职工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了提高，这就对干部职工的培训提出了要求。为了提高培训的效果，应当对培训需求分析进行充分的准备，以选择合理有效的培训项目和培训方法，培训结束后，还应当对培训效果进行必要的评估。

（三）完善契约内容。聘任制度背后的基础是“聘任契约”，既然有契约存在，就不能忽略契约中权利与义务的内容建构，因为权利与义务使任何契约的最基本内容。因此，权力、义务内容构建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着契约在将来履行的过程和效果。权力、义务内容完善、健全，就便于契约履行，履行的过程就顺畅，更容易得到预期的效果，否则可能会产生相反的后果。建立解聘辞聘制度，加强聘后管理，才能保证聘用制度的实际效果。基层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的聘任契约，也不例外。现阶段我区办事处的中层干部聘任，存在着契约内容不能够明确的情况，以车站办事处的中层干部聘任为例，办事处为聘任干部颁发了聘书，聘书中规定的内容只包括了双方名称和任期并无权利、义务的内容，也没有其他规定了双方权利、义务内容的补充契约。这种契约约定不明的情况可能会造成权力、义务的失衡，因为中层作为本单位领导层的被领导者和普通工作人员的领导者，约定不明尤其是领导层应当履行的义务和中层对普通

工作人员应履行的义务约定不明，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是权责不明，影响工作的效能。办事处在人事改革后续建设工作中，应当补充聘任契约内容从而补充完善双方的权利、义务，尤其是细化作为领导者的义务，明确在整体与具体工作中的权力与责任。

（四）突破政策性障碍。车站办事处和东环办事处用人机制改革都坚持用人上的一视同仁，打破了干部和工人的身份限制。但是，这种做法又缺乏相应的政策依据。根据有关人事政策和规定，禁止“以工代干”以及逆向调动（即工人身份向干部身份调动、差额或自收自支向全额身份的调动）。办事处对于中层干部的人选拥有决定权，但经过人事部门的备案后任命手续才告结束，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次人事制度改革对于工人和逆向调动人员的干部任命的问题上是含糊而不明确的。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从清除制约人才成长和作用发挥的障碍入手，冲出旧体制机制的束缚，为人才提供广阔的舞台和空间。改革的主要性质之一就是它较现有政策、规定具有超前性，当然的存在着与现行政策、规定不相吻合的情形，因此要进行与所建立起的制度相配套政策、规定的修改、制定工作，彻底解决通过改革建立的先进、有效的做法与政策、规定相矛盾的问题，以保证改革预期效果的实现。

改革就意味着发生新的利益配置活动并相应地产生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当然，无论是车站办事处社区工资改革的只增不减原则，还是中层选拔的两种模式，都不会对稳定与和谐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只是需要把握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稳步推进的原则。因为每个街道办事处的经济状况、人事环境毕竟不尽相同。

【第3篇】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调研报告怎么写怎么写2950字

自从我考入新都区清流镇一村一名大学生自愿者以来，接触的工作主要就是关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我所在的乡镇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各项工作开展顺利，现已95%以上村民拿到了房屋和土地使用权证。对此，我围绕产权流转问题进行了调研，提出如下报告：

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首先，有些干部群众思想认识还不统一。受传统观念影响，部分干部和群众缺乏市场意识，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认识不到位。一些村干部担心改制后造成资产流失，甚至怕失去权力，改制后管不好，管不了；部分群众担心改制后形成垄断，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承包户担心产权或经营权买到手后，没有效益，收不回成本；也有担心政策不稳定，发生变化。这些认识上的误区，影响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其次，农村产权制度规定，农村宅基地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房屋，使得农村产权难以在较大范围内实现流转，农民宅基地、承包地实现货币化、市场化较难。第三，农民房屋分布零散，尤其在偏远山区，靠自身力量难以实现流转。加之受传统观念、价值观念的影响，产权确权后农民已慢慢领会改革意义，会更会看重自己的土地和房屋，更看重土地、房屋的预期价值，因而不会轻易放弃自已的房屋和土地离开农村，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了房屋的流转。同时，《担保法》第34、36和37条规定，除承包的农村“四荒”使用权可以抵押、乡（镇）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可

随建筑物抵押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流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这就意味着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作为一种收入权益进行质押变现，国有商业银行都不愿介入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业务。并且，农村产权制度缺乏土地、房屋交易配套政策。如在产权交易中成本收益评估、收益留成、交易税费的收取等，没有具体规定，希望能出台政策。第四，“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一政策是各地为了保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而实行的政策，该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巩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障农民的承包权和对土地的长期投入。但是，随着我国人口增加和土地减少，由于农业现代化使农村土地的利益逐步最大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人地矛盾异常尖锐。

二、关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的几点建议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统筹城乡试点、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系统性制度创新，是继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重大变革，与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比，它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复杂。但是我个人认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应充分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1、 应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改革要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实现“让民做主”，这既是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为了规避政府风险的客观要求。

农民究竟是身份还是职业？这是此次改革中遇到的第一个“顽症”。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框架下，农民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身份，我国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济组织等都是以身份为基础的。而要最终实现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应该逐渐淡化直至取消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鼓励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资源自主、自愿流动和优化整合，最终将农民定位为一种职业，即从事农业的第一产业工作者。“农民职业化”定位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1）它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切入点，是政府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公共服务职能转变的依托，可以为改革中新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提供新的理念和方向。

（2）可以把农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培训等全部纳入到城乡一体化中，保障农民的长远生计，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3）将会使我国现存的户籍制度鸿沟将不复存在，农民不再是二等国民，城乡二元结构将逐渐弥合，农业产业发展与第二、第三产业统筹兼顾，城乡差别将逐渐缩小，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奠定基础。

我认为，要使“农民职业化”，需要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具体包括：（1）户籍制度创新，逐渐取消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代之以城乡一致的居民户籍管理。（2）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制度创新，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只有实现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方能实现。（3）统筹兼顾，为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自主、自愿流动提供便利条件，鼓励城市、农村之间的劳动者自由流动、自主择业，推进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2、 向村民渗透产权制度改革实质

一是进一步加强宣传，让群众全面了解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和意义，克服分光吃净思想；二是树立典型，推广先进经验，向群众介绍区内外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先进事例，引导群众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三是建立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业绩奖惩机制，调动其谋求发展的积极性，实现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集体资产稳步增值。

3、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实现产权与资本的结合。

农房产权制度的改革有利于金融和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市场，但其更需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的配合与支撑。因此，要加快建立适合农村资金需求特征的组织体系、服务体系、担保体系、保险体系和信用体系，拓宽农业农村直接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民间资金和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实现产权与资本的有机结合。

4、建立健全农房产权流转的中介服务机构。

农房产权的流转不仅需要供需双方，而且还需要市场机制下的中介服务机构，如相关的价值评估机构与交易组织机构。长期以来农村土地及房屋价值的评估机构欠缺，流转过程中土地及房屋价值的评估常常被忽视，而使其不能通过流转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也给流转中纠纷的解决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因此，为促进流转的真正市场化，我们应建立农村土地及房屋价值的评估机构，为合理估价农村土地及房屋价值，明确其商品性提供服务。同时，在农村市场体系尚不完备的前提下，农民获取交易信息的途径较为闭塞，为扩大流转供求信息的获取渠道，我们还应加大信息的共享渠道。

5、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探索农房储备中心

农房产权制度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必须综合施治，配套改革。因为在目前的改革中，不论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是宅基地使用权、农房产权流转，其最大的障碍就是：土地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而是事实上的生活资料，房屋也是如此，是农民生老病死的基本保障。因此，要真正实现农村房屋产权的自由流转，除了减轻农民的税负外，还应建立多层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替代农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逐步探索建立以“安身工程”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共住房制度，创造条件推进城乡社会保险制度接轨统一。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是通过社保体系来保障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产权的自由流转，而不是以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产权的流转来换取社会保障。因为只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农民完全依赖土地和房屋而生存的现象才会越来越弱化。另外也可以探索建立“农房储备”等机构，通过收购农房进行储备，比如收购一些集体土地上的闲置住房、农户多余住房、或部分放弃农村住房移居城内的住房等。可以用这部分储备房屋，对农村的低保户和五保户、无房户、极度危房户可以实施住房保障机制，从而减轻农民生活负担与压力，也为农民在融资方面取得突破，在生活方面也有所保障。也使得改革中的方方面面也才会有突破的基础。

【第4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反差现象的调研报告怎么写1350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在80年代里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进入90年代年增长率达10%以上;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市场繁荣、购买力旺盛便是明证。但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工业却出现了经济效益连年下降的现象，企业亏损面达1/3左右，每年对亏损企业的补贴高达500亿元以上。何以会出现这种经济高速增长与国有工业经济效益连年下降的反差现象呢？研究其中的规律将有助于改革的深化。

其实，这种反差现象的产生，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有其必然性。准确地说，国有工业的效益并不是下降，而是发生了转移，不然就不会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工业效益的转移主要是向原材料和基础产业、向第三产业，以及向个人分配三个方面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可能要持续到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会稳定。

第三是向个人分配转移。由于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制，改革以来进行了分配制度的改革，使80年代平均工资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此外，为调动人的积极性，局部实行了工效挂钩，如经营者按承包利润提成，推销员按销售额提成，设计员按设计费提成等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分配向个人倾斜。效益向个人分配转移的结果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引导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并使产品附加值有所提高。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为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条件，如民营经济、股份制的发展等。

回顾50年代和60年代，工业经济效益较高的原因恰恰与当前发生的转移相反，那时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把效益集中到工业领域：原材料、农产品、能源交通的价格都压得很低;基础设施、土地、资金的使用成本很低，甚至不收费;职工的工资也很低;从而保证国有工业有较高效益，使工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然而，经过30年后，基础产业的瓶颈、第三产业的衰退、消费结构单一、消费水平不高日益成为经济迅速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当我们向市场经济过渡，要调整经济结构时，市场这一无形的手就必然会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并通过利益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进而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说，上述国有工业效益的转移是我国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

然而问题在于我国原来建立的国有企业是一个小社会，它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负担，职工对企业的依附性较强，无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均依赖于某个具体企业。在各方效益向国有工业集中时，企业能够承担，甚至引以为优越性。但当效益向其他方面转移时，企业并未能将其过渡的社会责任和负担转给社会。因此越是老企业困难也就越大。此外，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干预过多，产权也不明确，企业对消化效益转移的积极性也不高。这种状况显然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转移企业经营机制带来了困难。

为解决上述问题，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一是要从宏观调控上把握工业效益转移的度的界限，有效制止政府部门和社会对企业的摊派;二是加速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包括建立医疗、待业、养老保险制度和推进住房商品化的改革等;三是要切实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把主要精力放到降低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组织社会服务上，不再介入企业经营和风险，让企业轻装上阵，自主经营，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5篇】江津市牌坊村柑橘专业合作社深化改革的调研报告怎么写900字

江津市牌坊村的363户农民规模种植了1100亩优质晚熟柑橘，并于____年10月自愿组建了“牌坊村柑橘专业合作社”。经过近两年的运行，合作社部份社员由于对发展晚熟柑橘的前景认识不足，同时也因牌坊村柑橘专业合作社属松散型组织，对外没有广源的融资能力，对内没有强制的管理手段，果园管理不能及时到位，园区发展后劲不足，严重制约着牌坊村柑橘合作社的正常运行。

牌坊村柑橘专业合作社运行的现状引起江津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江津市委、市府的指导下，在江津农业局、李市镇委、镇政府等的大力支持下，牌坊村两委会与合作社社员经过反复探讨和论证，在本着完全自愿的原则下，合作社的77户社员自愿将自己309亩土地的25年经营权以及地上1万余株柑橘树折价共计201.4万元注册成立重庆市仁伟果业有限责任公司，选举产生了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组建了专业生产队伍。公司统一购进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对果园实施统一的生产管理，投产后实行统一采收及销售，盈亏方案由股东大会决定，经营风险由股东共同承担，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用工业的理念经办柑橘业。经过近一年的运行，公司旗下的柑橘果园面貌焕然一新，效果初步显现。

（一）机制得到有效转换

江津市牌坊村柑橘专业合作组织对外不能很好地担当起企业法人的重任，无法在现有融资条件下得到融资；对内缺乏行政、法律、经济手段，难以履行经济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应有的管理职能。江津市在牌坊村柑橘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组建合作制公司，形成一体化的柑橘产业化经营体系，使柑橘专业合作社逐步由松散联合走向紧密联合，不断提升果农的主人翁地位，增强果农的责任感。

公司将社员的土地使用权折资入股，一是把分散在农户手中的生产资料整合起来，进一步促成园区整体性和柑橘生产的规模化；二是形成资本金后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获得了公司果园前期管护必须的资金，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前期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三是通过集中统一购进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降低了投入成本，而产品由公司统一与企业签订合同，实行最低保护价，降低了交易成本。牌坊村柑橘专业合作社组建仁伟果业公司后，____年统一购进了肥料40吨、农药500公斤，物料购入成本下降了1.0万元

【第6篇】高校招生改革：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调研报告怎么写17050字

高校招生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本着有利于公民受教育机会平等和国家教育发展的原则，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研究机构合作，对国内外大学招生与考试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和问卷调查。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研，初步形成了《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调研报告》。

一、调研背景、目的及意义

教育是决定中华民族兴衰的千年大计，是关系中国长期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宪法要求政府切实履行的基本义务，而受教育机会也是宪法保障公民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近年来，中国教育在不少方面取得突破，基本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目标，并完成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历史性跨越。然而，正如xx总理今年9月在北京市第35中学听课后指出，中国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以高等教育为例，中国大学普遍实行的招生指标制度就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中国在许多领域开始推行市场经济，但是高等教育的计划体制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近年来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加剧。分省招生指标制度造成大学生源的地方化和录取标准的严重不公，损害了广大地区的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使大学不能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使中小学不可能推行真正的素质教育，使个人得不到正常的德性和智力发展，使国家得不到适合政治、经济、社会与法治建设的人才。

大学本科是青年成长的关键阶段，大学招生和考试制度对国家人才培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大学教育，招生与考试制度决定了大学可以招收和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学生可以接受什么质量的大学教育并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对于基础教育，招生考试更是发挥着“指挥棒”作用，引导全国每年千万考生乃至每一个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向。招考制度改革事关中国每一个青少年的受教育机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潜力，理应成为国家制定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重中之重。

由于高校招生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是系统分析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存在的特殊问题，并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本着有利于公民受教育机会平等和国家教育发展的原则，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研究机构合作，对国内外大学招生与考试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和问卷调查。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研，初步形成了此调研报告，供教育部在起草和完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过程中参考。

二、调研主要内容

（一）中国高校招生存在的普遍问题

要在全国范围内振兴教育，必须实现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机会在地区之间的公平分配。然而，目前全国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分布仍然极为不均衡，城乡差距尤其显著。在高等教育领域，广大农村没有一所大学，几乎所有全国知名学府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严重的是，部属重点院校对本地考生保留了远超过考生人数比例的招生指标，形成了严重的大学招生地方化，产生了一系列值得警惕的社会后果。

1、违背宪法原则，剥夺平等机会

高等教育机会是最重要的公共资源，理应按照机会平等原则公平分配给所有公民。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4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这表明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应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而不应该因户籍地等不相关因素而受到歧视。然而，部属重点院校的分省招生指标制度对本地考生给予特殊照顾，严重歧视了外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明显违反宪法规定的教育机会平等原则。众所周知，北京大学不是北京的北大，而是全中国的北大，但是北京考生考取北大的机会却要比山东、河南等省的考生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上海、江苏、浙江、武汉等地的招生地方化甚至远比北京大学严重，诸如复旦、浙大、武大、南大等国家重点支持的“985大学”在本地录取考生达到招生总量的百分之三四十，有的甚至高达50%。

虽然目前已有16个省市实行“自主命题”，不同省份的高考成绩失去可比性，高考丧失了统一衡量标准的功能，招生指标体制的地域歧视也变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地域歧视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只要看看各大大学的招生指标分配，就会发现在所在省市自主命题前后没有实质差别，因而同一所大学对全国各地考生设置的录取门槛实际上和以前一样不平等。“自主命题”不仅不可能改变大学招生地方化的事实，而且恶化了招生地域歧视的性质；如果说统一高考时代仅限于录取分数的不平等，那么现在则已经失去了统一的衡量标准。

事实上，目前的大学招生指标体制不仅保护本地考生、歧视外地考生，而且对于外地考生群体也显示出严重的差别对待。xx年，北京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天津投放的招生指标为10人，在上海投放的指标为4.8人，但是在山东与河南投放的指标却只有1人，在广东与安徽投放的指标更是不到0.7人，导致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相差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同年复旦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浙江投放的指标为5.2人，在北京投放的指标为4.2人，而对河南与内蒙古投放的指标都仅略超过0.4，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同样相差巨大。如此显著的差别待遇不仅侵犯了不同省市考生的平等录取机会，而且使招生指标的地域分配带上人为复杂性和巨大任意性，为大学招生腐败和幕后交易提供了温床，对招生过程的法治化与公开化则设置了重重障碍。

2、加剧“高考移民”，恶化资源分配

除了歧视广大考生的平等权利，高校招生地方化的一个直接但经常被忽视的后果是加剧中国社会的资源配置失衡。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重点扶持城市工业发展，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资源分布格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成为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全方位发达的中心，内地尤其是广大农村则成为全方位资源匮乏、贫困落后的地方。虽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桎梏，但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资源配置失衡格局仍然在起作用，而作为计划经济残余的高校招生地方化和现有的失衡格局相结合，形成了恶性循环、积重难返的困境。历年来，京、沪等各大城市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教育资源优势，而这些省市所在的全国知名学府为本地考生降低录取标准，极大增加了这些省市对人才和资源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剧了国家资源分配失衡的趋势。

高校招生地方化造成的一个独特现象是“高考移民”。大学对各省分配的不同招生指标造成不同的录取标准，从而自然产生了考生家庭从高标准地区向低标准地区“移民”的理性驱动。目前人们普遍关注每年招生过程中发生的“高考移民”现象，尤其是海南、陕西等录取标准得到优惠的边远省份。其实最大的“移民”对象显然还是北京、上海这些教育资源集中而本地照顾严重的省市，只不过这些省市对“移民”控制很严、要求很高，只有高学位、高职位或高投资的“人才”才可能获得在当地落户的指标，从而使他们的子女享受当地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优势。但是这种貌似合法的控制措施只是提高了高考乃至中小学“移民”的门槛而已，而不可能消除“移民”现象的根源。各行各业的大量精英为了给子女争取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安心留在当地发展，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到京、沪等大城市工作，使这些地方的人才、物资、财富更加集中，使其它地区的各方面资源更加匮乏。

3、阻碍人才流动，扩大城乡差别

大学招生的地方保护主义直接阻碍了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大学招生地方化本身即意味着当地考生占了大学相当部分的名额，他们毕业后大部分又留在当地工作，不仅不利于人才流动，而且极大了增加当地的就业压力。如今京、沪等地的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都选择在大学所在地就业，一方面造成这些大城市的毕业生就业压力极大，另一方面造成广大急需人才的地区却人才极度匮乏。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之所以并行不悖地共存于同一个国家，无非是因为计划体制长期造成的地区差异，而保护地方考生的招生指标制度无疑是维持地方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奇怪的是，不少大学竟以毕业生留在本地工作的现象作为招生地方化的理由，而不知道这种意识恰恰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体现。从国家层次上考虑，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均衡发展取决于是否能从制度上保证人才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而大学招生地方化显然是人才流动的障碍。

人才流动不自由的受害者首先是农村。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广大农村已经成为没有人愿意留驻的全方位落后的地方。虽然中央近年来加大了对农村的政策倾斜力度，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人才和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大学招生地方化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城乡差别，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连年滑坡。这种现象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诸如山东、河南等农业比重大的省份考生基数也相当大，因而往往成为京、沪等地大学招生的歧视对象，农业为主的省份得到的招生指标远低于其考生数量占全国总量的比例。再加上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不发达，农村考生在高考面前本来就处于劣势。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招生指标制度，任由大学招生地方化发展下去，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和地区差别。

4、增加高考压力，阻碍素质教育

在大学招生过程受歧视的农业地区往往考生人数多，而地方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因而即便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措施，仍然不足以满足当地的入学需求，造成高等教育资源的供需严重失衡，当地考生的高考压力巨大。在山东、河南等考生大省，高中学生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地拼命复习，放弃了文体课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影响了正常的身心和智力发展，应试教育现象极为严重。面临如此巨大的竞争压力，任何素质教育措施都无济于事。事实上，即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推行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也正是这些大城市所在大学实行招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借口之一，但是实际上依然是应试教育盛行，孩子们和家长们在各种辅导班、补习班、奥数班之间疲于奔命。分省命题和招生地方化不仅没有兑现素质教育的承诺，反而加剧了针对考生大省（往往也是农业大省）的歧视，至少使这些省份的应试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

更不用说，大学招生地方化直接造成教育资源的错误配置，使最好的学生得不到最好的教育，使师资和研究实力最强的大学失去了培养顶尖学生的机会，进而降低大学教育质量并浪费国家教育资源。

5、引发公众不满，影响社会和谐

目前，高考招生歧视引发的地区利益冲突已经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缘由。大学招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侵犯了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考生利益，理所当然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在今年3月“两会”期间，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腾讯网联合举办了针对大学招生制度的网络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达3/4的网友认为现有的大学招生政策对全国各地的考生不公平，同样比例的网友认为部属大学按省份投放招生名额的做法不公平。对于某些大学以“学校的历史传统”、“往年招生历来如此”等作为向不同省份分配录取名额的理由，3/4的网友表示不能接受，其中高达46%的网友强烈表示“完全不能接受”。[3]由此可见，大学招生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众矢之的，不仅引起了许多网民的不满，而且也容易激化不同地区的矛盾。

为了保障各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遏制普遍盛行的大学招生歧视、促进整个国家的人才培养和自由流动、构建和谐社会秩序，中国大学招生和考试制度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在提出针对中国现状的改革方案之前，有必要适当参照和借鉴其它主要国家的相关经验。高等教育和招生考试存在一定的普适规律，任何国家的教育制度都应该符合各国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规律。如果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制度偏离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招生考试模式，那么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更值得怀疑了，而世界各国的主流模式也为中国招考制度的改革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世界主要国家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为了借鉴和比较世界主要国家，我们调查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瑞士、德国、法国、印度、日本等国的招生考试制度，不同国家具有大同小异的高等教育体系。简言之，可以根据大学的性质将世界各国的大学分为三类：国立大学、地方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国立大学类似于中国的“部属大学”，由中央政府设立并主要依靠中央财政维持；地方公立大学则是由州、省或其它层次的地方政府设立，主要依靠地方财政维持；[4]私立大学相当于国内的“民办院校”，由私人创办并主要依靠学费、私人捐赠等民间资源维持。

纵观世界主要国家的大学招生制度，不难发现以下普遍规律：一是根据宪法或法律规定，国立大学有义务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考生一视同仁，对本地和外地考生在原则上采取平等的录取标准；二是地方公立大学可以照顾当地考生，对本地和外地考生实行不同的录取标准，但是如以下德国宪法判例显示，即便地方公立大学对当地考生的照顾在有些国家也存在宪法上的限度；三是私立大学一般遵循因材施教、择优录取的原则，没有义务也没有动力对本地考生给予任何特殊照顾。对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高度一致的：除了某些国家的地方院校之外，所有这些国家的大学招生政策都没有地方保护主义，更没有设置地区指标制度。

1、国立大学——机会平等不容许地域歧视

在我们所考察的国家中，凡是国立大学都在宪法或法律上有义务对所有地区的考生一视同仁，不得在招生标准上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有“国立大学”；尤其是联邦国家强调地方自治，因而公立大学往往是由州或地方政府设置的，譬如美国没有一所大学可以被定性为“国立大学”，但是某些更偏向中央集权的联邦国家仍有“国立大学”。譬如实行联邦制的印度和中国同样都是人口大国，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也大致相当，但是印度的公立大学招生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地域歧视问题。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最近几十年，印度的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可以自主制定招生政策，但是为了确保学生的多样性和不同地区的代表性，印度大学的招生政策并没有地域或其它方面的限制。

单一制国家一般规模较小，中央集权特征也更为明显，公立大学往往都是国立大学，而这些大学无一例外都必须遵循宪法平等原则，不得在招生过程中实行地域歧视。例如实行单一制的英国历来强调地方自治，因而“国立大学”(nationaluniversities)实际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地方性，但是并不能在招生过程对本地考生给予任何特殊照顾。譬如布里斯托大学和伯明翰大学的招生活动确实主要针对本地学生，如与本地中学建立合作关系、进行招生宣传并鼓励本地学生报考，但是这几所大学的招生负责人均表示这些活动只是一种便利的招生策略，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和主要的潜在申请人建立联系，而并不意味着本地申请人在录取机会上获得任何优势。因此，英国大学的主要招生标准是学术兴趣和能力，而非家庭所在地等不相关因素。

由此可见，世界各国的普遍原则是国立大学招生不得实施地方歧视，更不能人为设置大学在各个地区的招生指标。招生指标制度不仅意味着大学招生对本地考生的偏袒、对外地考生的歧视，而且也导致对不同省份之间的任意区别对待。无论是招生地方保护主义还是各省指标分配的任意性，都不符合宪法要求国立大学履行的机会平等义务。

有人认为，上述普适经验未必适用中国的“国立”（部属）大学，因为中国的部属大学名义直属中央，实际上接受一定的地方财政支持，因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立”大学。尤其是近年来发展的“省部共建”模式要求地方对于中央财政投入给予配套资金支持，譬如“985工程”保证全国39所重点大学每年一定的经费，由中央和所在省市各承担一半。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通过土地划拨等方式给予大学各种支持，而大学理应通过划拨更多的招生指标对地方支持予以一定回报。然而，地方支持虽然构成招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动力和原因，却并不足以为其提供足够的正当性。在土地国有的宪法体制下，大学所在的城市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地方政府只有管理权而非所有权，即便地方居民也在原则上和全国人民一样共同享有大学所在的土地，因而土地划拨并非地方有权赠送大学的“礼物”，而是拿着属于全国的财产“借花献佛”，因而也谈不上大学的“回报”。事实上，即便大学和所在地方确实存在利益互惠关系，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本身也通过为城市培养和输送大批高层次人才、为城市治理出谋划策、改善城市人文环境乃至作为旅游景观做出诸多贡献；换言之，地方对大学的投资并非只是付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投入。况且即便大学有必要对地方财政支持有所回报，最合理的报答方式也显然不是损害教育资源配置的招生地方化，而是不损害宪法平等或影响因材施教的减免本地学生学费等方式。因此，地方财政支持并不能为部属大学招生地方化提供适当理由。

2、地方公立大学——招生地方化或有宪法限度

地方公立大学由州（省）或地方政府设立，主要靠地方税收维持，因而被认为理所当然可以对当地居民有所照顾。譬如美国没有“国立”(national)大学，公立大学全部是地方性的“州立大学”或社区学院。虽然某些州立大学也是全美乃至世界知名学府（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等），但是由于它们是由州政府设置并主要依靠州财政维持，州的纳税人对于其运营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无论是录取还是学费都可以对州内和州外居民采取双重标准。有的州立大学甚至将90%以上的名额保留给本州，而美国法院似乎并不认为这种招生“地方化”违背平等原则，因为州立大学本身就是“地方化”大学。

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法院之所以认可州立大学的地方化招生政策，是因为联邦对州立大学的投入和州相比很小。在澳大利亚，虽然公立大学也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大学，但是由于联邦投资比重相当大，联邦政府控制着地方政府的财政命脉，因而公立大学顾忌联邦制裁而不敢在招生标准上倾斜本地。事实上，联邦资助决定了澳大利亚公立大学并不是标准的地方公立大学，而是“准国立大学”；既然公立大学的主要经费来自全国纳税人的贡献，招生过程理应平等对待不同地区。

即便真正意义的地方公立大学也未必可以随便照顾当地考生。在印度，只有完全以邦自己的财政建立和管理的医学类或技术类教育机构才会在招生过程中考虑学生的地域因素，并在录取标准上偏向本地学生，但是即便如此，地域也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联邦德国则更是通过宪法审查制度控制州立大学对本地居民的优惠。和美国不同，德国宪政法院对地方公立大学的招生平等实行更严格的控制，以下仅举一个宪法判例为证。[5]

巴伐利亚州的《大学入学许可法》第3条规定，如果入学申请者居住在巴伐利亚州并获得该州或邻州的大学前教育结业证明，那么应在大学录取过程中获得优待；如果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申请就读离其住所最近的巴州境内大学，就可以获得加分。本案原告申请慕尼黑大学医学系，但是大学在考量《大学入学许可法》的上述标准之后驳回了申请，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联邦宪政法院审查了巴州立法第3条规定的入学许可制度，判决其违反了《基本法》的一般平等原则、社会国体原则和第12条保障的择业自由。宪政法院指出，如果国家承认已设立的教育机构，人民便有权要求适用平等原则和社会国体原则。在界定受益范围过程中，国家机关受宪法原则限制，不得将部分国民排除在外，进而限制择业自由并造成国家对职业的操控；单方面优待本州居民，必将对其它州的居民造成不公待遇。只有保证入学机会不受任何州的出生地限制，才能实现自由选择学校和职业的权利。

我们认为，德国和印度的相关经验更值得借鉴，因为德国和印度体制和中国更为接近。同为联邦国家，德国、印度和美国对地方公立大学的招生地方化之所以采取不同措施，是因为德国和印度的中央化程度更高，因而即便地方公立大学也有义务遵循联邦宪法原则。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国只有一部宪法，宪法平等原则和受教育权同样适用于各级政府和各类公立大学；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部属还是地方院校，都同样有义务遵循宪法平等原则。因此，即便地方院校的本地照顾也应有一定的限度。尤其是地方院校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绝大多数师资强、待遇高、设施好的地方院校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等财政实力雄厚的发达省市，而这种格局并非天然形成的，而是整个国家长期推行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结果。既然这些省市曾经是中央集权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今天也理应履行一定程度的全国义务，让来自其它地方的考生也能平等分享全国共同创造的地方优势教育资源；否则，如果任由地方院校照顾本地居民、排斥外来考生，只能加剧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3、私立大学——推动招生平等的楷模

如果说美国的州立大学是招生地方化的典型，那么私立大学则成为招生平等的楷模。和州立大学等地方公立大学相比，美国私立大学招生呈现出高得多的国家化甚至国际化程度。由于私立大学在财政上并不依附于各州，州法显然也没有正当理由要求私立大学录取标准向本州倾斜，私立大学也没有理由为了照顾所在州而牺牲自己的生源质量，因而几乎没有例外都以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作为录取的首要考虑因素。例如常年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在招生政策中没有提到任何地区照顾，当然也不存在任何地区招生指标。事实上，哈佛招生政策明确表示不对任何特定的学校、社区、州或国家设置配额。在高级中学的学业成就很重要，但录取委员会也考虑很多其它的标准，如社会参与（communityinvolvement）、在课外活动中的领导才能和荣誉以及工作经历。

和美国相比，英国的私立办学的传统更加悠久，自牛津、剑桥开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英国私立大学也同样是招生平等的典范，牛津、剑桥、伦敦等世界一流大学不实行任何地域指标分配制度。政府对大学招生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名额分配要求，因为具体的招生决策完全取决于各个大学本身，政府的职责在于监管而非直接插手大学招生政策。譬如作为面向全球的私立大学，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非常明确，即考生的学术能力与潜质，包括考生的学习能力、学术兴趣以及以往经历与所申请专业的契合程度。

英美私立大学的发展经验表明，民间完全有能力创办和管理世界最好的大学，而私立大学也完全有动力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因材施教、择优录取，打破地域等人为设置的障碍，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中国行政主管部门放开对私立大学的管制，允许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平等竞争，那么私立大学完全可以成为打破招生指标体制的主导力量。

4、考试制度——多元而统一的评价机制

一旦确立了大学招生的平等原则，考试制度也就相对明确了。综观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考试制度，共性是极其明显的：在绝大多数国家，考试可以是多元的，但是任何一种考试都是全国统一的。这是因为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招生提供评价标准，而不同类型的大学当然适合不同类型的考试，但是对于任何一种考试而言，考试又是全国统一的，否则就无法在全国形成统一的招生标准，形形色色的招生歧视也就屡见不鲜了。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考试可以多种或多次，但是任何考试都必须具备全国统一的标准。

英国的考试制度相当复杂，但是要进入研究型的高等院校，考生一般都要通过全国统一的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平（a-level）考试。有些大学（如公立的朴茨茅斯大学）只要求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有些大学则还要求第二轮考试。譬如在通过全国统考和纸面材料审核之后，牛津大学还对筛选出来的申请者进行面试，以测评申请人解决问题的能力、接受新思想和信息的能力、智力的灵活性和分析推理能力。牛津的面试包括笔试和口试，竞争十分激烈，每年录取率都在10%以下。[6]

邻国日本和中国同属东方文化，两国注重教育的国民心态和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而日本招生考试经验对于中国具有显然的借鉴意义。然而，日本的考试招生制度却和中国大相径庭，日本国立大学并没有地区性招生指标。和英国类似，申请日本的高层次大学需要通过两次考试：在全国范围内，由大学入试中心组织统一考试；通过“中心考试”后，大学还可以设置自己的学力考试。例如东京大学就有两次入学考试，但无论是全国统考还是大学自主考试，对日本国内不同地区的考生都是原则上平等的。

当然，也有个别国家并不实行统一考试，譬如澳大利亚就没有全国统考，大学主要根据申请人的中学成绩和省会考成绩决定是否录取。但是经过历年招生实践，澳大利亚对于不同地方的中学成绩和会考成绩还是形成了一套比较准确的折合标准，从而形成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对于中国来说，澳大利亚的经验未必适用，因为实行分省自主命题之后，各省高考成绩之间的折算很难找到一个客观准确的公式，因而难以为大学招生提供一套统一的评价标准。

综上所述，世界主要国家的国立大学受宪法和法律约束，不得偏袒所在地区的考生；私立大学则为了保证生源质量，不愿意降低标准录取本地学生；即便地方公立大学可以照顾，但在某些国家还是受到宪法限制。事实上，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大学招生政策都没有规定地区指标，也很难发现与此相关的立法规定、司法判决或一般社会讨论，因而这个问题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问题；许多外国学者听到中国大学的招生指标制度，都忍不住表示好奇和吃惊。然而，大学招生指标分配在中国确实是一个全社会关心并已造成诸多后果的热点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大学招生实行的地域指标制度可以说是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中的一个异数。这套制度固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或需要，但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符合教育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需要，也不符合宪法平等要求，因而亟需改进。

三、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几点建议

无论是国外经验还是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都显示，高校招生及其连带的考试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而要改革中国的招生考试制度，中央必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目前各地大学招生之所以存在普遍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央主管部门在教育机会平等方面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监管义务，因而大学录取标准的决定过程处于中央监管失序的状态。由于大学在财政、土地等资源上严重依赖地方政府，在招生指标分配过程中面临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双重压力，因而不可能主动对全国各地考生一视同仁。要保护各地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机会，中央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在全国形成并实施公平和统一的录取标准。

在国内外招生考试制度的比较研究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建议，供决策部门在制定和完善《纲要》过程中参考。

1、确立招生公平目标，废除分省指标体制

《纲要》应将保障考生的平等权利作为大学招生和高考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中国需要的招生考试制度。长期以来，社会高度关注高考的形式和内容，而忽视了招生平等问题。这种关注方式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因为对于考生来说，高考只是为大学提供一个衡量考生能力和素质的手段，获得录取才是目的，而录取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招生政策。高考试卷设计得再合理，但是招生政策却歧视不同地区的考生，那么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要保证广大考生的平等机会，首先必须摆正招生和考试之间的关系，以考生平等权利与招生地域公平为目标，进而设计有效实现这一目标的招生与考试制度。

由于目前盛行的大学招生指标制度必然造成地域歧视和招生地方化，中央应逐步废除招生指标体制，推动各部属院校实行地域平等的招生政策，鼓励地方院校实行更加开放平等的招生政策。在招生制度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目前可以维持招生指标作为权宜之计，但是中央教育主管部门至少应不断降低部属大学对本地考生的录取比例，并不断缩小其在不同省份的单位招生指标（每万名考生中的招生人数）之差，逐步消除大学招生政策中的任意性与地方保护主义。《纲要》应在教育部要求部属大学的本地招生占全国指标不超过30%的基础上，规定京外部属大学每年将本地招生比例递减5个百分点，逐步将本地招生比例控制在10%以内；北京部属大学的本地招生比例则每年至少压缩10%，逐步将本地招生比例控制在5%以内。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省份的单位招生指标之间的差别在原则上不应超过50%，在任何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不应偏离全国平均指标的20%（本省和边远省区除外）。既然招生指标体制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有害无益，《纲要》应将取消招生指标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中长期计划，争取在十年内实现大学招生地区平等的制度化。

2、完善招生纠偏行动，促进教育资源共享

在原则上保证大学录取标准统一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对少数族群和边远地区的招生优惠政策。鉴于少数民族或边远地区基础教育薄弱，可以按大学在全国招生规模占考生总人数比例，对西藏、新疆、内蒙、宁夏、甘肃、青海、广西、云南、海南等边远省区实行同比例招生政策。xx年，这些省区总共约140万考生，约占全国总数的14%。对于报考人数稀少的省区，可以人为设定其考生基数，譬如对于考生实际人数少于3万的省区，可以按3万考生基数计算大学在该省区的录取名额。因此，《纲要》应奠定大学招生的二元标准格局：对上述边远省区约占全国14%的考生在原则上实行同比例招生，对其余省市占全国85%以上的考生则实行统一标准、平等录取政策。为了促进边远地区建设，《纲要》可以规定权利和义务对等：对于在录取标准上受到照顾的考生，可以将其在毕业后回原省区工作、否则支付违约金作为录取先决条件。

招生地方化的辩护者大都将招生纠偏行动(affirmativeaction)和地方保护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废除招生指标反而对少数族群和边远地区的考生不利，使这些地区的考生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锐减。这种混淆视听的主张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保护少数族群、边远地区或贫困家庭等弱势群体的纠偏行动和保护大城市既得利益群体的地方歧视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废除招生指标并不要求取消针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招生优惠政策。为了促进族群和谐、校园文化多元并纠正边远地区教育不发达的偏差，针对少数族群、边远地区乃至贫困家庭考生的招生纠偏行动具有显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然而，即便是用意良好的招生纠偏政策也需要得到良好设计，才能使大学招生既能适当照顾少数民族、边远贫困和基础教育落后的地区，又能有效防止不正常的“高考移民”现象并杜绝各式各样的加分造假行为。大学招生确实应该照顾贫困落后地区，但是目前的优惠政策过分简单化，容易造成“高考移民”和教育及社会资源浪费，使真正需要照顾的考生反而得不到照顾。为了使招生纠偏行动落到实处，《纲要》有必要规定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帮助各地发展完备的考生和家庭信息系统，为合理的招生优惠政策提供依据，同时统一规范各省的高考加分政策，将各省的高考加分项目严格限制在各国普遍承认、教育规律认可的必要与合理范围之内。

从长远来看，中央应在财政能力许可的条件下帮助边远地区发展高等教育，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纲要》应要求中央财政和教育主管部门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部属高校通过互助共建、建立校区或独立分校等多种方式帮助不发达地区办学，逐步形成东部教育资源向西部辐射的纠偏格局和部属高校资源全国共享的网络体系。

3、建立统一考试制度，鼓励大学招生自主

招生地域公平的前提是存在统一的衡量标准，因而要求废除目前的分省命题体制，实行全国统一的考试制度和评判标准。当然，全国统考并不意味着以往的“一考定终身”。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次考试难以全面准确考生的能力和素质，因而中央主管部门不仅应适当改革高考的形式和内容，而且可以参照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外经验，探索大学录取标准多元化的可行性与可能路径。在技术上可行并在制度上能有效防止不规范行为的前提下，大学招生可以在高考成绩之外参照高中会考成绩乃至学生平时表现等多种因素，尽可能全面准确地衡量考生的综合素质。但是考试制度多元化改革并不能否定统一考试的必要性，否则不同地区考生的平等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我们建议《纲要》以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为中心，将考试制度改革作为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后五到十年内形成公平而科学的考试体系。

就目前看来，英国和日本等国实行的全国统考与大学自主考试相结合的高考模式最适应中国未来的教育发展。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光是高考每年就有千万考生之多，一次考试确实难以全面准确衡量考生综合素质。我们建议，《纲要》明确规定今后的考试方式及其制度安排，逐步形成全国统考加大学自主考试的二次考试模式。全国统考主要发挥初次筛选的功能，考核学生的分析、数理、语言等一般能力；大学自主考试则根据大学自身特长和需要，对统考成绩符合要求的考生进行最终筛选。为了保证统一考试的公平、科学和权威性，国家应建立由教育专家组成的考试机构负责统考命题；如果命题涉及地方性知识，考试机构应由来自各省的教育专家组成，以保证命题的普遍性与典型性。如果可以做到不同考试的命题难度均衡，可以借鉴美国sat考试经验，每年组织多次全国统考；如果一年组织一次，可以在每年4月底或5月初进行全国统考，六月完成阅卷、成绩统计以及考生填报志愿，大学则可以在七月组织自主考试，八月完成录取工作。

统一考试是为了保障全国考生的平等权利，而不是加强中央行政干预；在保障招生公平和考试统一的基础上，国家应赋予大学更多的招生自主权。中国某些重点大学虽然也被授权“自主招生”，但是招生幅度很小（招生指标的5%左右），而且程序倒置，结果造成自主招生比普通招生更不公平。目前，各大学在高考之前组织自主招生考试，必然严重限制了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考生人数和资格。由于大学没有能力允许全国的考生自由报名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分配给各地的考试指标必然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和普通高考相比更偏向大学所在的省市。事实上，即便在大学所在地，也只有重点高中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如果所在高中不在大学允许范围内，考生不论成绩如何优秀都没有资格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这样的招考体制当然严重剥夺了考生的平等机会，因而已有学者将其戏称为“假自主招生”。[7]正确的做法是借鉴英国和日本的考试程序，先进行全国统考，在统考筛选的基础上各大学可以再进行自主考试。既然全国统考已经淘汰了大部分申请人，大学也就不再面临资源约束的困惑，完全有能力在第二次考试中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一视同仁。当然，为了节省考生成本，层次相当的大学也可以组织联考，但是不论考试方式和组织主体如何，都必须保证对全国的考生完全开放、平等。在保证大学招生政策平等的前提下，中央完全可以放开大学招生自主权；大学可以自行决定究竟采取何种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全国考生的标准，有的大学可以纯粹依赖全国统考，有的大学可以在统考筛选基础上组织自己的二次考试，职业技术学院甚至可以不要求高考成绩，采用其它的考试标准。[8]大学自主招生的比例也没有必要局限在5%或10%范围内，而完全可以达到100%。

4、保证大学平等竞争，打破私人办学障碍

造成中国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在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稀缺及其分布失衡，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允许大学在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繁荣发展。虽然中国大学数量增加很快，入学率也大大提高，但是真正有吸引力的名牌大学并没有增加，高考竞争压力也没有减小。由于中央的重点扶持，清华、北大等极少数名校和其它大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少考生形成了“非名校不上”的情结，进而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应试教育屡禁不止。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资源不仅总体更加雄厚，而且分布更为均匀。尤其在英美国家，私立大学的自由发展和平等竞争为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增添了极大活力。虽然名校竞争依然十分激烈，但是考生的入学选择是多样化的，而且取决于多重考虑因素，对某个名校的依恋情结很容易为就近入学、节省成本、获得奖学金的机会等因素所超越，从而也缓解了名校本身面临的招生压力。

为了提升中国的综合教育实力、缓解考试压力并从根本上改变对于青少年成长极为不利的应试教育，除了让具备条件的优质大学适当扩大本科招生、进一步普及通识教育之外，必须让高等教育得到自由和自主的繁荣发展。国家不应再人为将大学分为三六九等，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通过中央重点投入“创建世界一流”，而是应该让不同层次的大学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下平等竞争，一方面通过国家财政对部属大学切实履行中央义务，另一方面鼓励大学用自己的办学业绩和社会贡献吸引广泛的民间支持，通过财政来源的多元化减少乃至消除部属大学的地方依附。

决定大学声誉的不仅是师资和设施，更重要的是生源，学生质量是大学质量的首要标志，因而大学平等首先体现在招生权利的平等上。国家尤其不应在考试录取过程中允许重点大学优先录取，歧视一般院校特别是民办院校。目前不仅大学分层次、分阶段录取，一般院校和民办大学只能吸收重点大学录取后的剩余生源，因而在众目睽睽的招生阶段就被打上“二流”乃至“三流”院校的烙印，而且许多地方的考生是在不知考分甚至高考之前就被要求填报志愿。《纲要》应彻底改革不合理的录取过程，并明确以下基本原则：所有考生都应该在知道高考成绩之后填报志愿，而报考和录取是一个平等开放的双向过程，所有大学都在同一时间面向所有生源。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收到多个大学的录取通知，并在限定时间内做出最后选择；如果第一轮录取过程结束后，还有大学没有达到既定招生规模，可以自主进入第二轮录取。在整个过程中，各省招生办公室发挥的作用应限于保管考生档案，并控制档案的最终去向。

为了促进高等教育的繁荣和多元发展，国家还应该降低私人办学的门槛，使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和在同一平台上公平竞争、共同发展，进而缓解高等教育资源紧张并促进各地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当然，中央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规定私人办学的资质并要求一定的教育质量，但是一旦符合基本条件，私人就应该获得办学的许可，并从考试招生到颁发学位获得和公立大学完全平等的权利。《纲要》应确立私人办学的平等权利，打破束缚民办教育发展的重重行政桎梏。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来看，办学主体和模式的多元竞争是推动国家教育长远发展的重要动力。事实上，国外经验表明，私立大学不仅完全可能发展成为一流大学，而且也完全可以成为推动因材施教、择优录取、平等招生的楷模。

5、实现基础教育平等，推动全国同步教学

目前制约大学招生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各地基础教育发展严重失衡，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长期得不到国家财政的基本保障，因而边远贫困地区的考生知识结构和发达城市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只有保证基础教育的地区平等，才可能真正实现大学招生的地区平等。其实和高等教育相比，基础教育对于青少年的道德和智力发展更加关键，因而国家理应通过增加财政投入等切实措施，保障全国所有地方的基础教育达到《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基本标准。目前，中央已经高度重视农村基础教育，并就免费就学、安全校舍、合格教师和符合法定标准的工资待遇等方面出台多项保障措施，但是有些措施还有待地方落实。《纲要》有必要将基础教育的平等保护作为重中之重，尤其要切实保障贫困地区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包括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村师资质量，加大投入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建立能够锻炼想象力、拓宽知识面的图书馆与计算机网络系统，为广大农村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更重要的是，中央有必要建立实施义务教育的长效机制，监督地方政府将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中央政令和配套经费落到实处。

实现招生平等和统一考试意味着全国基础教育体系将形成多元而同步发展的格局。一方面，统一考试将一如既往地对中小学教学体系发挥“指挥棒”作用。正因为如此，统考命题设计应慎之又慎，全国统考的科目应仅限于考察学生的数理化、阅读理解、逻辑推理等可以客观衡量的一般能力，而不应包括需要死记硬背或临场发挥的主观性或随意性较大的具体内容。如果统考命题设计科学合理，应能对锻炼学生思维分析能力、促进各地素质教育发挥积极作用。虽然边远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可能面临一时的不适应，但是如果这些地区的中小学教学质量能够得到基本保障，它们应有能力迎头赶上，从而形成全国基础教育同步发展的统一体系。也只有全国各地的教学体系同步发展，才能保证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法治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既然全国统考只是测试学生的一般能力，各地和各个学校对于具体教材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仍然掌握相当大的自主权；同步教学并不是一盘全国一统僵化的“死棋”，而是各地灵活掌握、多元竞争的“活棋”。

6、制定招生考试立法，保障公民有效参与

为了从法律上确立并保障各地考生的平等权利，中央应在适当时机通过《大学招生考试法》。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先行制定大学招生和考试的法律规范，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推动制定国家法律，至少在《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中加入专门章节规定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虽然中央一直关注这个领域的立法并一度提出相关法律草案，但是立法进程并不尽如人意，亟需加快立法步伐。高等教育是对人产生毕生影响的重要公共资源，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是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因而全国人大或常委会有必要在这个领域制定专门法律。《纲要》应将招生考试立法作为中长期目标，力求在今后五到十年内制定中国第一部《大学招生考试法》，早日实现大学招生考试的法治化。

大学招生与考试制度改革事关每一个考生和家庭的切身利益，必然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而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社会的满意度。中共xx大报告提出“和谐社会要靠全社会共同建设。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因此，和谐社会离不开有序而有效的公众参与。无论是招生考试立法还是《纲要》本身的制定过程都应做到公开透明，通过网络等渠道主动引导公众对某些重要热点问题进行理性的讨论和参与，并充分尊重民间的智慧。中国近年来的社会进步表明，公众参与不仅是政府理性决策的基础，而且也是制度改革的推动力与正当性的最终源泉。

中共xx大报告要求“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并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我们希望，《纲要》能按照宪法和xx大报告的有关要求，更新教育观念、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推动中国社会早日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平等。

“xx听课笔记刊发：教育需大胆改革”，《新京报》xx年10月12日。

资料来源：北京高校(校本部)xx年招生来源计划，见http://news.xinhuanet.com/edu/xx-04/22/content.

[3]参见“众议高考地域歧视是否存在”，《法制日报》xx年3月20日，投票结果见http://vote.qq.com/survey_project_stat/21368_true.shtml.

[4]当然，个别国家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例如澳大利亚的某些高校是由省或地方政府设立，却主要由联邦政府资助，因而名义上属于地方公立，实质上是“准国立高校”。

[5] 参见台湾地区司法院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二），1991年12月，第80-114页。

[6] 参见王立科：《英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研究》，厦门高校教育学院博士生论文，xx年。

[7] 熊丙奇：“取消计划配额，才是实现高校招生均衡之道”，《东方早报》xx年9月25日。

[8]对于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出的分层考试民间方案，参见“中国中长期教育改革提出3种高考方案”，《扬子晚报》xx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