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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诗”大赛
二、活动背景
三行诗创作简易轻便,形式新颖活泼,受众群体较广,已在全国各大高校风靡。在诗歌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我们有责任使我们的社团发扬广大、熠熠生辉。故决定举办此次三行诗大赛,希望诗社成员积极参与。
三、活动意义
1.为诗社增添新的活力,营造良好文学的氛围;
2.锻炼诗社干部队伍,加强诗社的组织建设;
3.打造诗社的精品活动,展示良好的诗社形象。
四、活动时间
11月14日-xx年11月24日
五、活动形式
网上征文
六、活动内容
1、从即日起开始活动。江南诗社qq( )留言板为征文主阵地。参与活动的人可以在qq留言板进行创作展示
2、选择其中的优秀作品在网上与食堂门口公投
3、得票高者作品将最终进行公示,并被收录入诗社电子杂志。并最终在网上公示
七、工作安排策划
1、编辑部起草活动的通知(要具体包含时间、网址、并要将诗作的具体要求。字数控制在200字以内)。
2、网络部负责将编辑部起草的通知在微博,qq群里宣传。(在微博宣传时要@安徽师范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 @安徽师范大学爱心中转站 @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助理 @安徽师范大学学生会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记者团……可与自己所知的其他组织联系)。还需在“百度知道”里专门设置一条“情诗”的话题,并尽可能地扩大网络宣传。
3、编辑部的审核工作应从活动开始进行。在活动过程中每天安排一名理事负责,并将不错的稿件挑选出来,最终在11月25日晚7:00挑选30篇优秀稿件发到刘凯鹏邮箱,由刘凯鹏负责将稿件做适当排版,交由实践部打印。
4、实践部负责借展板一块,于11月27日(周三)中午11:30——12:40在一食堂门口负责公投事宜。
5、宣传部应于11月25日前做好本次活动的海报。(具体需要什么信息与编辑部理事阮德海联系)。在11月27日负责照片的拍摄工作。于活动结束当天将照片交于王腾辉。
八、注意事项
1、此次活动为网上征文的尝试,只要求网络的宣传。
2、网络部的网络对外网络宣传(除微博,百度,qq外)不做时间限制,可一直持续到活动结束。注意积累对外宣传的平台,为以后的活动宣传做准备。
3、作品公示当天,实践部应有至少两个负责人在场。
4、宣传部安排两位负责拍照工作。
5、关于活动一些具体内容可与编辑部阮德海( )联系。
江南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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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祥作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曾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专业技术3级(军级),国家一级文学创作,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理事等职。
古诗、民谣是启蒙“老师”
石祥姓王,1939年1月出生于河北省清河县杜家村,他家三代赤贫,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石祥的父亲忠厚老实,是个有心人,懂得文化的重要,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村子穷得办不起学校,石祥到临近的葛家村读的小学,在县中读的初中。他读书很刻苦,从小学到中学,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1956年初中毕业后在小屯中学教了两年书。
1958年10月石祥在小屯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石祥所在中学有位老师叫苏军,爱好文学,每天早起背古诗。石祥受其影响,把背古诗当作一种乐趣。
石祥常说,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老师是古诗、民谣。《武松》《彭公案》《施公案》《三侠剑》等押韵的口头文学,虽诗意不浓,但朗朗上口,很让人着迷。一些“四股弦”、“河南坠子”等戏曲、曲艺,“小白菜,心里黄,两三岁,没了娘……”等儿歌村谣,都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石祥写的兵歌“风来了,雨来了,练兵场上杀声高”――《风雨谣》的开头,就是从他熟悉的一首民歌“风来了,雨来了,王八背着鼓来了……”引发出来的。
军营中的战士诗人
1958年底,在小屯中学任教的王石祥同几名学生一起应征入伍,到了有名的老五团。这是一支英雄辈出的部队,曾出过“子弟兵英雄”邓仕钧,在朝鲜战场上涌现过“盘肠大战”英雄蔡金铜、“青年英雄”马光里等。大家一看王石祥在地方当过教师、是共产党员,又是校刊“主编”,在报刊上登过稿子,都抢着要他。领导想留他在身边,宣传部门要他搞新闻报道,军务股要他学打字。师政委周树青对著名作家魏巍(正在该师写长篇小说《东方》)说:“我师有个列兵会写诗。”魏巍说:“把他叫来,我见见。”曾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大作家十分关心这株小苗的成长,当着石祥的面对师领导说:“这个人你要把他放到连队去。”就这样,王石祥来到著名的红二连,当战士、班长、排长,一干就是六七年。
连队生活紧张、艰苦,又充满战斗情趣。石祥利用业余时间编墙报、黑板报,写“挑战书”、“应战书”。火热的连队生活,激发了石祥的创作灵感。他写的第一首诗是《学步》:
“莫笑俺十七八才学步/今年开春刚入伍/走齐步跟不上脚/拔慢步腿挺不住/多想有哥哥领一领/多想有妈妈扶一扶/班长过来纠正我/口口声声像慈母/齐步走――甩开臂/拔慢步――收小腹/挺胸阔步向前进/风吹雨打莫含糊/一边说,一边做/一边领,一边扶/多少英雄的第一步啊/出自部队这个大熔炉!”(1959年作,选入诗集《骆驼草》)
这首诗变成铅字在报刊上发表出来,给了他信心和勇气。接着他又构思出连队训练“对刺”的一首诗:
刺刀对着刺刀/怒吼对着怒吼/――杀――杀/一龙,一虎/龙争虎斗/一刺,一防/一攻,一守/……
这首铿锵有力的短诗,被政治部评为优秀作品。
石祥迷上了新诗。连队时间紧,他见缝插针,把李瑛、韩笑、张永枚等的诗集塞在弹夹里,训练间隙取出来看两句,背两句。周树青政委为让石祥见识更广泛,生活面更宽阔,给他创造条件体验各行各业的生活。他当过步兵、炮兵、工兵、侦察兵、通讯兵等10多个兵种,当过文书、报道员、图书员等。但不管到哪,他的名字仍在红二连花名册上,红二连是他的家、他的根。
石祥在红二连二班当第二班长。一个班配二个班长,是便于石祥机动。有时开班务会,那位班长说:“石祥,把你新写的诗拿来念念、评评!”于是石祥掏出小本一句句念给战友们听,随后大家评论一番。这是二班独有的。师政委周树青大校很爱才,每次到团里检查工作,都要顺便来看看石祥。团里、连里也常给他一些“照顾”。可石祥很要强,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军事训练从不偷懒。那个“五公里越野”,他背着七八十斤重的装备训练,天天几身汗,一米八的个头,累得体重只剩下90多斤,硬是挺过来了。投弹训练,石祥闯过了60米大关,成为全师的投弹能手。打靶、刺杀、背条令等都不拉连队的成绩。连队生活把石祥培养锻炼成为优秀战士。
石祥当兵刚满一年,就列席了全国第三届文代会,进京的第一顿饭是在《文艺》社编辑、诗人纪鹏家里吃的,他第一次见到了曾拜读过许多诗作的军旅诗人李瑛。他的三首一组诗《支援农业短曲》,就是由李瑛、纪鹏编发在《文艺》上的;1963年诗人元辉把石祥一组短诗《战鼓集》编发在《报》上;1964年诗人袁鹰把石祥的《民兵赞》(三首)编发在《人民日报》上。
石祥的诗是战士生活的真实写照。有段时间,他们连的战士们夜间练习瞄准,把星星当作灯靶。石祥顿生灵感创作了《瞄星星》:
枪口对准星星/星星大吃一惊/看它呀,躲躲闪闪/看它呀,跳跳蹦蹦/星星,不要害怕/战士的眼睛最清/我们揍的是空中强盗/瞄你,只是练功/星星笑了/笑着跳上准星/眼睛――星星,一条线/牵来了多少黎明!
石祥的诗形象、洒脱、生动、活泼;石祥的诗短小、精悍、新颖、明朗,兵味十足。广大指战员盛赞石祥是“军营中的战士诗人”。
石祥最难忘的是诗人田间对他的关心和帮助。1963年师里把石祥的诗打印成册,寄给河北省文联主席田间,田间当时正在北戴河疗养,他抱病为石祥的诗编写目录,题名为《兵之歌》,并写了《给石祥的一封信》,连同目录一起发表在1963年8月号《河北文学》上。此后在田间的关怀下,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石祥的处女诗集《兵之歌》,在军内外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浓浓好时代主旋律
石祥创作的歌词富有时代主旋律。他1964年5月被调入战友歌舞团创作室任专业创作员,这为他提供极好的创作环境。战友歌舞团创作组是个活泼、团结、富有朝气的战斗集体。晨耕、唐诃、生茂、李遇秋是著名的《长征组歌》的曲作家,刘薇、洪源是老词作家。有时报刊、演出团体约稿,他们就让石祥来写,石祥写词,唐诃、生茂等谱曲,《歌曲》几乎收到就用。石祥写的第一首歌词是《我爱我的飞毛腿》:
“我爱我的飞毛腿/走起路来快如飞/长江头,黄河尾/千里行军不怕累/……”
石祥写过许多诗,但写歌词与写诗还不完全是一个路子,用石祥的比喻就是骑自行车的人学骑三轮车,看起来简单,学起来困难。因有洪源、刘薇拉着,唐诃、生茂、晨耕、王竹林、李遇秋等推着,他进步很快。他们密切合作,陆续写出了《一壶水》《老房东查铺》《战士想的是什么》《打靶歌》《一路行军一路歌》等部队指战员和群众喜爱的歌曲。1970年石祥和刘薇合作推出了歌词集《战斗的歌》。在这样一批老同志的协助和托举下,石祥很快就小有名气了。
石祥创作的歌曲,曾托举起两组著名歌唱家。一是《啊,我们永远忠于您》《祖国一片新面貌》,推出了著名的男女声二重唱歌唱家耿莲凤、张振富;二是《十五的月亮》《望星空》,推出了著名歌唱家董文华。
石祥热心为雄师劲旅写歌。他曾为陆海空三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预备役部队和民兵队伍创作了近百首军、师、旅、团歌和军事院校歌曲。他创作的《红军团歌》,曾获总政文化部一等奖;他为驻香港部队创作的歌曲被确定为《中国人民驻香港部队军歌》。他创作的这些歌曲源自部队生活,高于部队生活,增强、激发了广大官兵的自豪感、光荣感和责任感,不少歌曲成为传世之作,代代久唱不衰。
1964年,石祥在《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排练的最后阶段见过。当1976年1月8日的噩耗传来,石祥在深沉的悲痛中想写点东西。“四·五”运动的前一天,4月4日,他穿着大衣,戴着口罩,冒着风险来到天安门广场,在那个诗与花圈的海洋之中倾听到了历史的召唤和人们心灵的呐喊。当时,他写了一组诗稿《井冈三月杜鹃红》,《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袁鹰打电话问:“能不能加点纪念烈士的意思?”石祥“心有灵犀一点通”,这话里明显隐含着信赖、嘱托和期望。石祥用暖水袋捂着犯胃病的腹部,在那冰冷的防震栅里通霄达旦地创作,捧出了首都舞台上最早朗诵的一首悼念总理的诗《怀念敬爱的》,发表在《诗刊》上,后改题为《悲痛化作千钧雷》,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最打动人心的是他创作的配乐朗诵诗《办公室的灯光》,在首都体育馆的1976年春节晚会上,由著名朗诵家殷之光朗诵,著名钢琴家刘诗昆伴奏,一下爆响。在朗诵过程中被掌声打断130多次。这首诗还在北京饭店朗诵过,在场的邓颖超、王震从头到尾流着泪。该诗曾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作材,香港《大公报》和十几个国家报刊纷纷予以转载。
献给军人妻子的歌
1972年石祥访问过某守备师一位30多岁的参谋长,贤妻在农村,他俩过着“牛郎织女”的两地生活。他们有三个儿女,平时妻子抱一个,背一个,手里牵一个,还要照顾公公婆婆,喂水喂饭,熬汤煎药,端屎端尿,公婆吵架还要劝架,一直侍候三五年;二老相继去世后,她安葬公婆,善尽孝道;她过门时,小叔子才16岁,由她抚养成人,盖房三间,娶媳妇成家;她把小姑子从14岁养到18岁,找了婆家,陪送出门。村里人都夸赞她。这样军人的好妻子,石祥见到听到的还有许多位,他总想为她们写首歌。
1984年《歌曲》举办创作学习班,石祥到某集团军体验生活。一次座谈会上,一位业余作者说,他妻子在县城工作患了重感冒,身边孩子小,又没别人,只能驮着孩子往卫生所爬……他恳请石祥写一首赞颂军人妻子的歌。
石祥深感不能辜负部队官兵的殷切期望,但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象。一个月夜,他凭窗仰望夜空,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既照着前线,又照着后方,军人和妻子同时可看到这轮圆月。他伏笔写下了第一句:“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诗思的闸门开启了,奔放的感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一口气写完了这首歌词。第二天早晨散步时就交给了作曲家铁源和徐锡宜谱出了曲子,他们一个连一个连教唱,征求意见,很快就在部队传唱开了,干部战士都十分喜爱。
《十五的月亮》内蕴深厚,长于抒情。石祥在谈创作体会时说:“情要真,构思、意境、语言都充满真情,这虽说是‘小情’,但‘小情’中蕴含着‘大情’,微观中反映出客观。”这首歌尤其受到军人妻子的赞誉。石祥收到很多军人妻子的来信。天津近郊一位妇女,丈夫在东北边防。她来信说:“我身体有病,既要抚养两个孩子,又要种六七亩地,还要侍候老人,生活的确艰难。听到《十五的月亮》,边听边掉泪,这歌子是给我写的呵!”洛阳一位女教师来信说:“我丈夫为国捐躯,军功章的一半他带走了,我得不到另一半。但我不能玷污他的荣誉,我清苦地守了几十年寡。你们写的歌,唱出了我的心情。”石祥读后很受鼓舞。不久,石祥、铁源再度合作,又推出了一首献给军人妻子的歌《望星空》。
为大地留下一片碧绿
石祥1999年年满花甲,组织上批准其退休。作为一名有40多年党龄的产党员,他退而不休。1999年是新中国五十周年华诞。中央决定在首都举行《世纪大阅兵》。石祥领受了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大型纪录片《世纪大阅兵》撰稿并写解说词的光荣任务。盛夏酷暑,他冒着高温天天奔波在各受阅方队,座谈采访,了解训练情况和背景材料,仅收集的文字资料就有10多万字。
石祥退休后仍然关心着军队的建设。2000年他受总政宣传部的委托主持了《军人道德组歌》的创作,成功地完成了8首歌的创作,受到总政首长的称赞。并制作了光盘,拍摄了电影,下发全军,被评为“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是我们伟大的党80岁生日,石祥主动与武警政治部联系,在《中国老年报》上联合举办了《卫士杯》征文活动,4个月收到各类稿件1500余篇,发表78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一年,他特为建党80周年创作了诗歌《赤子情》:
因为爱您,我才不给您涂脂抹粉;
因为您是母亲,我才不嫌您长得丑俊;
因为您是灯塔,我才不容您蒙上半点灰尘;
因为您是旗帜,我才始终跟着您高歌奋进!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在北京胜利召开。石祥收看完大会现场实况,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欣然命笔创作了散文诗《丰碑礼赞》:“碑是一条船,碑是一盏灯,碑是血与火染红的一面红旗,碑是镰刀锤头交插的一个图腾。碑上刻着6600万党员的名字,其中也有我――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姓名啊!我由衷地感到自豪,感到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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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赵恺对80后、90后新生的青年诗人来说是陌生的。而我知道是在八十年代初期诗歌复苏后疯狂的年代,他的一首叫《第五十七个黎明》的诗歌,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据朋友马铃薯兄弟介绍,赵恺的日常生活过得非常敦厚、实在,自信和宽厚。我从他的诗歌中读出了一个优秀诗人的境界,其作品无不充满历史感和文人情怀。特别是如今,当我重读《第五十七个黎明》时,依旧被感动,依旧感到优秀的诗歌所蕴含的难以抗拒的力量本身就是一种生命。这里我想说,诗人赵恺是值得我尊敬的。(雨田)
84年暑假的某一天,我躺在老家椒江堂前的竹椅上享受着过道风,翻看鲁迅的《野草》,突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要创办一份《现代诗歌报》,以现代独立精神独立思想去引爆诗坛,在旧房子摧枯拉朽倒塌的废墟上,重构新的楼群。
在台州师专中文专业求学时,我组织了一个“求真文学社”,任社长。那时,我非常卖力地举办各种诗歌讨论会、诗歌朗诵会等常规的诗歌活动,也出了几期油印刊物。那蜡笔的钢针在蜡纸上刻写时的吱吱声响,油亮的蜡纸泛出米白色的刻痕,滚筒在油网上推动时散出的油墨香味,都使我难以忘怀,心醉神迷。一句话,我有着办刊的前科和那自以为老到的经验。
八十年代初期,是个纯真的年代。写诗是一种热血,一种信念,无论生活多贫穷,只要写诗,自我感觉犹如皇帝。这种热血虽然还说不上进入了我的血液,但时时让我激奋。到了84年,民间刊物已经不少,但基本上还是油印刊物居多,很少有刊印的。刊印很清爽,很漂亮,也很有派头,于是,我想,要办就办一份铅印的。
当时,我的好友海平在椒江文化馆工作,负责文艺刊物编辑工作。我想借这一方宝地再办这份报纸,我把这意思跟他说了,他默认了。我还记得当时椒江的宣传部长,一个红脸的山东汉子,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我支持。还有,当时在椒江一中教书的王彪也同意参与,后来,他不断地为《现代诗歌报》重点推出的诗歌写出简短而有力的评论,对于《现代诗歌报》在外的影响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员场地都搭好了,还得有启动资金。我当时的月工资只有70元左右,印一张对开的报纸2000份,需要100多元钱。这是个难题,我不能不吃不喝还借钱去办这份报纸,办一期可以,长期是办不下去的。我找到了黄岩的叶廷壁厂长一一他就是后来出资办《九龙》诗刊的老先生,他听说我的意图后,二话没说,答应资助我300元钱。这300元钱,如果按照我当时与现在工资的比例,足足翻了200多倍,应该相当于现在的6万多元。所以,多年以来,我对这位老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在心里一直把他视为我的另一个父亲。说来也奇怪,叶先生与我父亲长得还真有几分像,无论身高还是面庞神态,熟悉的朋友都说好像。我考虑到《现代诗歌报》一年要出6期,这些资金还不够,于是我再到我二哥詹明清那里拉来200元钱赞助费,他当时在海门加止耐火材料厂当副厂长,有权动用资金支持文化事业。这样,共筹得500元钱,资金的问题就这样基本上解决了。
办报还得有好稿源,尤其是名人的稿源。我从《今天》杂志找到了地址,向北岛、顾城、舒婷等全国知名诗人发出了约稿函。令我感动的是,北岛很快给我寄来了三首非常现代的诗歌,还附有简短的信函,说这个事件对当代诗歌对于历史,都具有深远意义。后来,我们又通了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北岛的这两封信件。北岛钢笔字迹娟秀,光滑的信纸折叠得非常整齐,这使我感到,他是个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人。北岛的三首诗歌发在《现代诗歌报》的创刊号上,这对于《现代诗歌报》迅速扬名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进入新时期以后,诗坛里有一些派别的人出来否定北岛,我像是掘了祖坟一般难受,在各种场合极力将北岛捍卫,因为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伟人。试想,一个当时在全国那么出名的诗人,为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陌生人,一个前程生死未卜的刊物,把自己的三首力作给了《现代诗歌报》,这是怎样的胸襟和远见,是怎样的宽厚和关爱?
创刊号上发表的名人作品还有韩东的《老渔夫》,李发模的《冬猎》,刁永泉和唐亚平的《无题》,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创刊号上还发了傅浩翻译的英国“死亡诗人”迪兰・托麦斯的两首诗歌:“二十四年”和“在结婚周年纪念日”,当时,国内对他的诗歌鲜有介绍评价。顾城也寄来了诗稿,因为大多是短句,当时考虑到短诗缺乏冲击力,首期没有刊发。后来因为北岛等人的诗歌影响力,好稿子源源不断,也就一直没有将顾城的诗歌发出,这事现在想来,多少有点遗憾。
然后联系印刷厂,大印刷厂不会接受这么小的业务,于是联系到椒江加止教育印刷厂,由椒江文化馆出具证明。那时,如果没有单位证明,印刷厂给个人印刷资料是违规的,这就是为什么铅印民刊少而又少的原因之一。就这样,到了1985年5月底,第一份《现代诗歌报》创刊号出炉。
我未想到,这份小小的笾皆谌国各大高校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这种震动原因是多方面的,开始直接的原因与我采用“信任销售法”有关。我直接把50至100张的《现代诗歌报》卷起用牛皮纸包好,寄给各大学校园诗歌社团的负责人。这些负责人与我从未通信,更没有谋面过,我就把报纸直接寄给他,让他为我们代卖。报纸一毛钱一张,我给他们的批发价是7分钱一张,我在附在报纸中的信件里告诉他们,等卖完了再把钱寄给我。结果,绝大多数寄出去的都打水漂了,他们都说送人了,但这一打水漂的结果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推广。有更多的大学生把报纸寄给已经毕业工作的诗友们,他们纷纷向《现代诗歌报》投稿,并主动承担起下一期的销售任务。所以,在此我要非常感谢当年为我报纸的各位朋友们。当然,也有不少寄给个人是免费赠送的。
《现代诗歌报》从第三期开始扭亏为盈,到了86年3月头版推出唐亚平的力作“黑色沙漠”(组诗)时,这份小小的报纸最大的发行量已达到13000多份,现在想想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只有保持盈利才能保证《现代诗歌报》的长久正常运作,我当时的目标是远大的,心情是激动的。
宣传推广仅仅是翅膀,诗歌的内容才是生命的质量。今天我可以骄傲地说,当时选发了不少高质量的诗歌作品,才使《现代诗歌报》影响越来越大。诗人伤水近日对我说:当时我向《现代诗歌报》投了5首诗歌,你只选了其中一首,而且这首诗歌也是我自己最为满意的。《现代诗歌报》选发的不少诗歌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过时,仍然是上乘作品,我在此不妨选一首篇幅短小的:
木已成舟/文张子选
木已成舟,浪迹大河上下
浪迹上游与下游
九死一生的水手,一生漂流
这辈子不知到底能靠向哪家码头
没有女人要和水手分分合合
能叫女人牵肠挂肚的船,危险更多
有时也独自在船头
年老的水手仍然爱大河
年青时他也
女人不是河,但他爱过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木已成舟
就只有在这大河上下
漂流啊漂流
这些干净的语言,丰富的情绪,回环饱满的结构,比现在的所谓的口语诗,不知高出了多少,甩出了多少l大街。
还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亚卡,她的“情绪”一诗非常有力度,摘取其中几句:现在我的胸部开始放牧你的马群/将埋葬你的一切/现在所有的岩石都睁开眼睛/固定一个位置看我辗转反侧。
更值得推崇的是台州三门人阿德的诗歌,在我看来,他是天才和预言家。他在85年就动用意识流写诗了,他那首“充满喧嚣的病痛”完全是穿越未来的,我们来看这首诗歌的开头几节:
瓶瓶袋袋一大捧,从医务室出来
失眠。这些白晚上也是睡不着的
安眠药每晚两片,不要过量
有人两手插兜龟缩着走过。路旁
桔色的草叶渗出一层血,残酷的霜啊
一阵昏眩,肉体与灵魂锵然错开
如今,已找不到亚卡与阿德了,从百度里也找不到,他们留下那么美好的诗句,但人已经找不到了。
最值得骄傲的是推出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组诗),真正实现了双赢。唐亚平在全国一炮走红,唤醒了女性个体意识,《现代诗歌报》也越来越火红,当期还创造了利润近200元奇迹。在此,我们是付出心血的,我对“黑色沙漠”有些诗句做了修改,把第一首诗歌作为序诗,把最后一首诗歌作为跋诗。这些,都得到唐亚平的认可,她在后来出版的诗歌集中,也完全按照我们所修改的版本。以致1998年我到贵州拜访她时,她把我当贵宾一样接待,叫来贵州省作协主席一起就餐,带我到她家里,与她大胡子丈夫一起聊天,临走时还送我那么多茅台酒,但我不好意思要。在此,我就不摘抄唐亚平的诗句了,且看我们写的短评:
关于“黑色沙漠”
还没有人这样疯狂地写过黑夜。迷惘、焦虑、带有几分歇斯底里;而又纯真、超然,与厌世者的冷漠大相径庭。黑色似乎难以把握,但一个年青灵魂多少带有野性的欲望却是宣泄得一览无余。裸的生命激情混合了原野的气息,略略地折射边疆的民性之光,而零余者的痛苦,更使人相信这绝非模糊年代的梦之呓语。
三十多年前,我们就能写出这样的评论,意识也是够现代的。
我当时是主编,几乎所有的稿子都是我审阅的,但我在内心是把自己当成个读者,对好作品我怀着恭敬谦卑之心去阅读,对优秀诗人充满了崇敬,仿佛他们是主编,我是个投稿者。
《现代诗歌报》之所以影响那么大,还有个细小的原因,就是作者与读者互动,编辑与作者互动。我们在每个作者名字前面都写上他们的单位或学校的名称,这样便于读者与作者及时取得联系,写信交流。现代人的人心是孤独的,同时,也渴望交流,我们轻而易举地让他们隐秘的愿望得以满足。当有些读者建议我们编一本《现代诗歌报》作者通讯录时,我们编了,并以一元一本的成本价格卖了出去。当有读者建议我们组织一次大学生诗人大串联活动,到风景秀丽的雁荡山作一次自费旅游,交流诗艺,我们也做了。记得当时报名参加近100人,最后确定参加活动的有三四十个。我们当时还做了一面红旗,红旗上赫然写着“大学生诗人大串联”几个黄字。我们编辑部几个人轮流扛着这面红旗,到了事先说好的雁荡山地点。我们等了一天,令人有所失望的只等到稀稀落落十几个人。那时由于通信设备落后,资讯闭塞,没有赶到者的原因至今不明不白,也有上海几个大学生后来写信说明无法前来的原因。最后大家到了缙云的壶镇,晃了一下红旗,各自散了,我们原本还想以此走遍全国。我记得诗人于奎潮当时邀请我与他一起到内蒙草原上去游玩,想象中骑上一匹纯种的蒙古马,对着蓝天白云挥动双手。我当时答应了,后来由于俗事缠身没能成行,这也算是一种失信,但至今心里很为歉疚。
正当我雄心勃勃想把《现代诗歌报》做大做强,做成更有影响力的民刊,87年春节一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场运动的波及殃及鱼池,原先要推出的中国十大诗人专版只能放弃了,而且无法向广大读者说明。《现代诗歌报》几乎是不告而别,在86年12月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疼的句号。87年6月,我接到去浙江教育学院脱产学习两年的通知,梦想在本科高校中再起雄风。虽然后来我也组织了一些活动,但影响力无法与《现代诗歌报》相提并论。这里有时代人心变化的各种因素交集,一些现实的功利性瓦解了诗歌的纯洁性,在此就不再细述了。
《现代诗歌报》在当时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确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起着综合作用。八十年代中期,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他们的诗歌创作处于十年浩劫压抑后的爆发期。当时各高校文学社团林立,诗歌创作人数众多,萌动的商品意识尚未影响大学生的思维,这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外的年代所无法具备的。应当承认,黄金时代应有许多黄金成品,成色、质感、纯度都非常好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从来稿看还不是很多。但这又有何妨呢?那时的热情已经给那个时代的青年埋下了集体狂欢的记忆,这也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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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月,时任战友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分工兼管歌舞团的晨耕同志找到我和生茂,说上级交待下来一个任务:为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写的《长征组歌》谱曲。当时的情况是,这个任务同时还交给了总政歌舞团,要总政歌舞团写成专业合唱团用的大型作品,而我们则写成群众性的队列歌曲,便于在群众中传唱。
《长征组诗》的完成稿应当是十四段,但当时只有十段,后四段是写长征以后的事情,如东渡黄河等,当时还没写出来。诗稿各段的结构相同;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三七句,四八开”。我和生茂仔细研究了诗稿,觉得如果这十段诗词谱成分节歌(一个旋律到底)倒是简单方便,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同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者是统一内容、同一情绪、简单直接的歌词内容。这种情况,多段歌词用一个旋律是可以的,也比较贴切。而《长征组诗》在情景转换、节奏变化、感情跌宕上的幅度之大,在我们接触过的大部分作品中,还没有遇到过。所以,《长征组诗》的十段诗词,作为歌词来谱曲,是很难用单一旋律来表现的。也就是说,这十段诗词用一个旋律是“装”不进去的。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还是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晨耕同志也同意了。
二、进入创作
“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这一总的创作思路和原则确定之后,“组诗”的谱曲工作便正式开始了。最初,我和生茂的分工是他谱写前六段,我从第七段开始往后写。自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回团后,领导交给我的常常是一些器乐作品、话剧配乐、舞蹈音乐和声乐伴奏等器乐方面的工作。我去“上音”进修,一学就是6年,大家在坚持工作,所以我回团以后,对各种任务从不挑拣,光歌曲伴奏每年就要完成将近百首,声乐创作无暇顾及,自然比较生疏。虽然抽空也写过一些歌曲,但是为《长征组诗》这样大规模的诗词谱曲还是头一次,而且词作者又是肖华同志。所以,对于这次创作我非常重视,参考了手头的许多资料,还特意观摩了当时正在北京演出的秦腔和眉户剧。
第七曲《到吴起镇》的旋律初稿写完以后,看来生茂不太满意。这时他已经完成了前五曲的旋律稿的起草,他和我商量:“时间太紧,写旋律我还行,编合唱不了,咱俩分工吧,我写旋律,你编合唱,来个流水作业,这样可以快一点。”我同意了。
后来,生茂把我起草的第七曲旋律稿做了较大的修改,只在其中保留了一些音调。八曲以后的旋律创作情况是:三月中旬唐诃进来以后,负责起草了第八曲《祝捷》,生茂、唐诃共同起草了第九曲《报喜》,又将第一曲《告别》改变速度和情绪,作为第十曲。
与此同时,我的编写多声部的工作也在同时进行着。为了更加符合内容的需要,我在对全部的原始主旋律进行处理时,尽可能地在音乐方面进行艺术加工,而不仅仅是添加一些声部。如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原来叫《进遵义》)开头的女声二重唱,使用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多声部手法,连续几个大二度的碰撞,突出了民族地区特色;第五曲《飞越大渡河》,我觉得原主旋律的紧张度还不够,欠一把火,便在前面加了一大段“划船号子”,等到歌词出现的时候,情绪已经“成熟”了,这也是我自己颇感得意的一笔。第十曲《大会师》套用第一曲的旋律,可以发挥“再现”的功能,使整个作品更加统一完整。然而它的情绪却需要做很大的调整,所以我就利用合唱,唱出雄壮高亢的“啊”声,并加以发展,把原来的压抑情绪一扫而光,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生茂、唐诃的草稿上,有时也会在独唱、合唱的衔接处加上一点多声部处理,一般地说,我会尽可能地采纳他们的意见,但有时也会遇到颇大的困难。例如第六曲《过雪山草地》的后半部分,就出现了男高音领唱与合唱主旋律相冲突的情况:横向地看是合理的,而纵向地看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便会努力补救,以免闹出技术性的笑话来。
经过两个来月的努力,《长征组歌》的声乐初稿(包括主旋律稿和部分多声部稿)终于在4月上旬拿出来了。
起草和讨论是交叉进行的,每起草若干首便进行一次讨论。我和晨耕、生茂三个人(后来又加上了唐诃)对每一曲的旋律稿进行了研究,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对我来说,这也是向他们学习,提高“课堂以外的实际创作能力”的绝好机会。晨耕虽然没有亲自动笔起草,而在组织工作上、创作思路上、排练演出的落实等方面,却也出了不少好主意,做了许多工作。
最后,关于作品的命名,按照作品的规模样式的常规来说,应当叫做“大合唱”(chorus)、“交响大合唱”或“清唱剧”(cantata)。但是,当时我们参照并借用了肖华同志的原作,《长征组诗》这个标题,改动了其中的一个字,即将“诗”改为“歌”,于是就叫作《长征组歌》,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方面来看,就这部作品自身而言,这个命名应该说是很贴近的。没想到的是,从此之后,凡是多段词曲组成的大型声乐作品,都被称作“某某组歌”(suite)了。我在这里说明这一背景,目的也是希望在今后的创作中,大家还是沿用原来习惯的、世界通用的称谓更好一些。
三、杭州汇报
《长征组歌》的初稿定下来以后,在1965年的4月中旬,由晨耕同志带队,在肖华的秘书李圭同志的安排下,我们一行四人到杭州向肖华同志汇报《长征组歌》的创作情况(当时肖华同志正在杭州养病)。汇报时,从第一曲到第十曲,我们四个人边说、边比划、边唱。在合唱的段落,我们就每人一个声部;唐诃唱女高、我唱女中、晨耕唱男高、生茂唱男低。汇报进行得不错,肖华同志很满意。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不顾病痛,安排了五天时间给我们讲解《长征组歌》,每天用一个上午,讲解两段歌词。他逐字逐句地讲了“组诗”的创作过程,以及对音乐的要求;讲了长征途中相对应的历史情况和动人故事。讲到生动时,他也手舞足蹈;讲到感动时,我们都为之潸然。这次讲解,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可以说,这次的杭州之行,我的收获是很大的。特别是对进一步出色地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以及后来的多次大的修改,打下了形象的、历史的、文学的基础。
四、后期创作
“五一”节前我们回到北京,之后又对《长征组歌》的声乐初稿从头到尾进行了一次研究。我们边讨论、边修改,直到拿出了较为满意的初稿作为定稿,创作的第一阶段就基本上完成了。接下来,对初稿的旋律进一步进行润色,编写全部合唱(原稿的合唱是不完整的),写好乐队部分,特别是把握好独唱、合唱以及器乐三者之间的既要互相协调配合,又要突出各自的特点,最后写出全部总谱的艰巨任务,就完全落在我的身上了。因为他们三个人的情况是;唐诃在这方面没有专门学习过;晨耕学习过,但由于他身兼总团副团长和兼管歌舞团的要职,每日公务繁忙,没有时间和精力写总谱;生茂一门心思用在“写好旋律”上,对多声部技术不感兴趣。
我没有爬过夹金山,可是有在十冬腊月下着大雪,刮着“白毛风”,在大山上行军的经历;我没有走过草地,可是一连三天吃不上饭,从地上抓一把野菜充饥的日子也过过。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有生活、有素材、有技术”的优势,每三天完成一曲,10段曲子30天便完成了任务,而且基本上未作改动,全部一稿通过。我写的总谱是要给演出队伍用的。但是当时团里的演出队伍情况可以说是很不完整的,按常理根本无法完成这么大型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编合唱太简单了,效果出不来,稍复杂一点儿又怕排练遇到困难。鉴于合唱队的情况,我采取了一些对应的办法:
1.多发挥独唱、重唱的色彩。战友歌舞团的独唱“二马一贾”,有影响、有把握、有潜力,应当充分发挥,这样就能把个性强变成优势,而且个性越强效果越好。
2.由于编制的原因,声部不平衡,女高音较弱,我就用混声二部代替四部,或者混声三部:女高、男高唱主旋律,男低音托底,女中音作内声部。
3.在音乐发挥到辉煌的部分,必须用四个声部(甚至六个声部)的时候,就用乐队加以填充和烘托,特别是铜管的介入,弥补了声乐的不足,效果相当好。
我们乐队的情况就更严重:由于极“左”思潮和瞎指挥的干扰,1964年的“乐队改革”,强制性地取消了一切西洋乐器,拉提琴的改拉二胡,吹小号的改吹唢呐,不能改的人被调走了,一顶“改与不改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的帽子压得大家无法说。到排《长征组歌》时虽说恢复了管弦乐队,但也还是残缺不全,铜管组是从军乐团借来的,总算是搭起了一个架子,配器当中根本无法解决平衡与融合等基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来个“中西结合”,有一件算一件。以残缺不全的管弦乐队作为框架,把筝、扬琴、二胡、三弦、唢呐等平时只是用来独奏的乐器,都填充在这个框架里,像写重奏一样,让他们各自担负起适当的声部任务。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以后,受到当时“中西结合”思潮的影响,我很想在“西洋技术民族化”方面作些尝试,《长征组歌》可说是一次进行实验的大好机会。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效果非常好,许多同行还要向我讨教“中西结合”的经验,问我怎么会想到这样使用乐队。直到现在,总谱上的有些民乐声部还是“不可替代”的,如第六曲中的三弦、琵琶;第一曲的笛子、二胡;第八曲的唢呐、三弦、琵琶等等。
这次实验可说是一举三得:从技术上,解决了管弦乐队与民族乐器的融合问题;从内容上,解决了作品对民族风格的需要;从建制上,解决了编制单薄的问题。
我有一个决心:不管编制多么简单(例如大提琴只有3把、中提琴2把、贝司2把),而音乐不能简单。我用写多乐章的技巧、手法和概括力驾驭全局;用写大歌剧的精神对待每一个片段;用写电影音乐的想象力去塑造形象;用写重奏的手法对待每一个声部。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直到现在,《长征组歌》中的一些场景音乐,如第二、第五、第六、第七曲的序奏,仍然可以说是很优秀的。
正因为我用的是“写重奏的手法写合奏”的思路,来处理《长征组歌》的多声部和器乐部分,才能在1966年《长征组歌》跟随总理出国访问演出时,歌队(包括独唱)和乐队都压缩到了只有18个人,仍能保持着原有的丰满效果。指挥唐江同志回来讲,在莫斯科演出时,一位苏联指挥家到乐池察看,当他看到乐池里只有18个人时,激动地说:“你们居然能让十几个人奏出一个大管弦乐队的效果,这太不可思议了。”
五、主要经验教训
继1965年《长征组歌》之后,许多单位组织创作了大量的大型声乐套曲。例如1977年春我们在南方某省采风时,那里正在创作的组歌就有40多部,可是几十年下来,成功者少。出于职业的习惯,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思考,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音乐创作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尤其是大型套曲,包括声乐套曲,最好是独自一个人进行创作,就像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如果由于作者的局限性,不可能一人承担,那么在集体创作时,切忌平摊、分割、搞大拼盘。这是许多集体创作的大型作品失败的根本原因。而《长征组歌》之所以成功,也得益于前期创作以生茂为主,后期创作则由我一个人担当,我们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长征组歌》创作之初,晨耕很忙,唐诃还没有回来,而我的经验又不足,就指望生茂的发挥了。这种令人头痛的状况,却给《长征组歌》带来了生机,每每想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如果我们当初也是“兵强马壮”,按当时“集体创作”的惯例,肯定是每个人都甩开膀子大干,“分头创作、分段合成”,必然也会落入大拼盘的模式里,而招致失败。
生茂在《音乐周报》(2006.10.27)访谈文章中也说:“从一曲到七曲是我一个人设计的,哪儿起哪儿伏、哪儿抒情……一气呵成啊,一个人脑子设计出来的,当然统一了。如果大拼盘,你设计一个曲子,我设计两个,永远不行,好多合唱失败就在这儿。你一首,我两首,谁都说自己的是重要的,你也想好、他也想好,最终弄得都不好。”在后期创作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二)要重视旋律的创作。
旋律在音乐作品中的重要性是人所共识的,无需多讲,即使是大型声乐套曲也不例外。战友歌舞团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非常注意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整理、利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过许多好作品的作曲家,像张非、罗浪、徐曙等,这方面都做得很出色,给后人做出了榜样。
《长征组歌》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旋律。前期创作的主力生茂同志,在这之前就已经写过一些非常成功的声乐作品,像《马儿啊,你慢些走》等。《长征组歌》的旋律在民族化与地方特色上,很地道,很优美,词曲结合恰到好处,形象把握准确。他起草的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和第六曲《过雪山草地》,到现在还被人们挂在嘴边哼唱。
(三)配器环节不容轻视。
建国以后,特别是“”前后的60―70年代,尤其是部队文工团,认为拉出旋律来就算完成了任务,根本不把配器当一回事儿。由于这种偏见的存在,一些作曲家争抢“旋律”,躲避“配器”,把创作队伍分成“写旋律的”和“配器的”。岂不知,作为一部大型套曲,旋律、织体、多声部技术、配器,都需要精心处理,都是作曲中的重要步骤,哪一步跟不上都会招致失败。
据生茂同志介绍,早在70年代初,他参加了由《歌曲》牵头进行的《井冈山组歌》的创作。他说,他们在那个作品上“下的功夫比《长征组歌》大,各首的旋律比《长征组歌》好听”。为了写好作品,有关部门还专门组织词曲作者去井冈山采风、深入体验生活,投入很大,领导也非常重视。但是,“就是站不起来,你说怪不怪?”我认为,这个作品所以没能成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忽视了配器这一重要环节,以为“旋律有了,随便找几个人配上伴奏就可以了”。
(四)要重视大型作品的总体驾驭能力。
大型声乐套曲,并不仅仅是“好听调调的集合”,也不仅仅是“一群小歌简单的加法”。大型作品自有内部的结构规律。把许多独立的段落集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既是互相排斥,又是互相依存的复杂关系网。还要面对整体布局中的诸多矛盾:
1.声乐与器乐的关系。2.独唱、重唱、合唱的关系。3.多声部色彩的浓淡关系。4.地方特色与功能的关系。5.紧张度的变化关系。6.整体的对比统一关系。7.整体高潮与局部高潮间的关系。
除去具体的技巧问题(那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而外,单从宏观的操作方式来说,最后定稿人一定要具备驾驭全局的能力。他的责任不是像“装配工”那样,把各个人写的稿子拼起来了事。他应该“保证最终的完美”。要像建筑大厦一样,把最后完成稿看作是一个整体,其中的任何一个局部都要服从整体的需要。要大胆执笔,而不要顾及“是谁的”。每一个局部都应当根据全局的需要和安排有所突出,也要有所牺牲。例如,第五曲《飞越大渡河》,如果拿出来单独演唱就会显得单薄和唐突。但是,它在《长征组歌》的整体当中,就恰到好处,如果我不顾前后的搭配和整体的需要,而是像独立作品《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魏风作词,罗宗贤、时乐髯髑)那样去完善它,加强其感情的深度,增加抒情的部分,那么,一定会给后面的《过雪山草地》一曲造成致命的破坏。
(五)恰当的演出形式。
前面几条说的都是有关创作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一个作品的成败,其演出形式是否合适,也是非常关键的。肖华同志一再叮嘱我们,要让大家听得懂、看得清,完全理解,晨耕同志在这方面费了不少的心思。
首先,改变字幕的运作方式,觉得当时通用的,一句句地放映太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改成整段一次性地投映,效果很好。其次,利用天幕、服装、道具、灯光等等辅助手段,创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大合唱的形式,歌剧式的舞台,效果很好。舞美设计张霖、王复先等不负众望,营造出一幅壮丽的画卷,使观众折服。第三,利用形体表演和画面,辅助演唱内容。在这方面,部队文工团本来就是行家里手,而从各军调来的同志们,由于长期活跃在基层,更是得天独厚。导演组的同志们,韩荣实、安虹所设计的场面、动作、道具现在已经成了经典。
但是,“过犹不及”,《长征组歌》究竟是一首声乐作品,不能离开音乐会的形式。这方面我们也有教训,后文将会提到。
还应该看到,《长征组歌》所采用的演出形式是由这部作品的特点决定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大型作品。可以借鉴,不可重复。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风格,决定不同的形式,不要盲目模仿,这一点很重要。
(六)作为一首大型声乐套曲,由纸面的乐谱搬上舞台,成为一部活灵活现的艺术珍品,首任指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唐江同志作为《长征组歌》的首任指挥,并没有现成的蓝本以资借鉴。可想而知,他是投入了多么大的精力和热情。初稿排练的时候,他的一些处理和我原来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我心里是有保留的。但是,在看了正式的演出若干场以后,我觉得他的处理是对的。正是这种指挥的主观能动性,保证了作品的成功。由此我想到,有些作品之所以“站不起来”,也许是个指挥的问题。
六、几次大的修改
自从《长征组歌》上演以后,经历过几次大的修改。第一次修改是在1975年,《长征组歌》上演十周年之际,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拍纪录片,同时要在北京搞一次大规模的公演。利用这次机会,在晨耕主持下,我们研究将《长征组歌》中一些不甚满意的片段做一次加工修改,具体操作由我来执笔。这次我重点将第二曲的结尾、第五曲的结尾和第十曲的开头做了修改。这次修改时,合唱队比十年前有了较大的提高,所以我也就可以稍稍放开一点手脚,使用了十年前不敢触及的专业技术,如转调、复调等,来推动音乐的进行,提高音乐的表现力。
第二次大改是在1993年。当时的有关领导听了舞蹈界的意见,想把《长征组歌》改成歌舞形式,于是增加了舞蹈:一大群演员满台跑来跑去,比比划划进行图解,结果是画蛇添足。这次修改,在音乐上也是由我执笔,忙活了大半年,总谱写了一大摞,最后不了了之。
第三次大改是在1995年,由中国合唱协会牵头搞的。在由词曲作者和组织者参加的预备会议上,大家决定还是由我来全权执笔进行修改加工。大家同意我为这次修改制定的大方向:保持原有的主要旋律和艺术风格,扩大合唱编制,丰富合唱手法,增加使用多声部的专业技巧,也相应地扩大合唱部分的篇幅。乐队部分的配器也扩大了编制,基本上是需要什么就用什么,前后历时半年。
改完以后进行了录音,经各级领导、专家审听,一致给予好评。这次的修改和审听从上到下,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以及有关领导的重视,影响很大。参与到这次活动中的各界领导和专家有:王平、吕骥、高占祥、杨伟光、莫文骅、周巍峙、李焕之、时乐鞯龋还有词曲作者(王新兰代表肖华)和聂中明、胡德风、郭淑珍、王秉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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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先生指出,诗人的问题有三个方面:缺乏健全的人格和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缺少厚实的生活和真情的投入;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他还认为,现在有些诗人盲目追求这个主义,那个流派,不顾国人的语言习惯,“诗语晦涩,思绪混乱”,让人无法理解,无法接受,不知究竟为谁而写,让谁欣赏,这样的诗怎能让广大读者喜爱,怎能流传下来呢?孤芳自赏,将神圣变为低下,终究是没有出路的,也极不利于新诗的发展。
雷先生指出的新诗在思想方面和艺术表达方面的问题,显然是目前诗人身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值得诗人深长思之并努力去纠正的。作为“人民诗人”,雷先生衷心希望诗人们能与时代脉搏同律动,甘为人民鼓与呼,永远为人民代言,为祖国写诗。
受雷先生文章启发,我想结合我所在的刊物《作文周刊》在编发诗歌稿件时发现的问题,谈点感想,同时印证雷先生所说的观点。我们“综合版”,常刊发全国各地教师或其他作者的诗歌,有时也组织诗歌专版。其他各版也发表师生的诗作。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许多诗歌(自由诗)来稿,竟然不押韵!只是散文分行,而且分行毫无规矩或格律,只是信手组合排列而已。误把分行当写诗!我向来认为,不押韵就不是诗,因为这是常识。唐诗、宋词、元曲小令甚至戏剧唱词,哪有不押韵的?诗不押韵,没有抑扬顿挫铿锵有致的音乐感,读起来拗口,听起来不入耳,不易背诵或记忆,当然更不易流传。前不久,我们编发了某大学中文专业学生的诗歌专版,起初送来的二十首诗,只有两三首押韵,且“词语晦涩,思绪混乱”,只好退回去令其修改润色。中文专业的学生,竟不具备写诗常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德国著名诗人歌德说过:“我重视节奏和声韵,诗之所以成为诗,就靠着它们。”印度的泰戈尔也说过同样的话:“韵律的产生,如同整个宇宙中一切美的产生一样,纳入严格规定的界限之内的思想的河流,赋予律诗动人心弦的力量,这一点,含糊而变化不定的散文是做不到的。”他还有个形象的比喻,说押韵就像和尚穿的袈裟,和尚不穿袈裟,人们就不会顶礼膜拜。所以,韵脚是诗歌的外衣(形式)。中国古诗讲究“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也强调没有声律就不是诗。
现在许多写诗的人喜欢生造些除自己之外,别人不理解的晦涩词语,表达时又不管语法和逻辑,所以让人感到莫测高深,不知所云。读这样的诗,如同猜谜语,费力不讨好,人们只好不读。不读,怎么能流传呢?我们刊物收到这类诗作不少,可惜都不能刊发。在一次座谈会上,曾听到一位诗人狂妄的宣言:“你们不懂我的诗,我的诗是写给将来的!”这不禁令我想起《随园诗话》中叙述的一件事。有一位姓汪的孝廉,投诗给袁枚,让袁枚品评,袁枚看完后,不知其诗好在哪里,汪孝廉说:“某诗须待五百年后,方有知音赏识。”袁枚当即笑着说:“人人不理解,五日都难传,怎么能流传到五百年呢?”这说明,诗歌的语言既要凝练深刻,又要明白易懂,让人人理解,人们不理解,就谈不上广为流传。诗人虽说有孤芳自赏的倾向,但他绝不像小鸟歌唱一样自娱自乐,他内心深处总还是希望读他的诗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名声越传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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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小学生诗歌艺术教育发展,根据《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有关精神,决定开展2015广东小学生诗歌节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小学生诗歌节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教育厅主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承办,天空城中小学生兴趣社区协办。成立组委会及评委会,组委会负责诗歌节期间诗歌创作展示及相关活动的筹备组织,评委会负责诗歌节作品的初评、复评和终评工作。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南方日报社文体新闻部,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2 89号大院南方传媒大厦a塔1601室,邮编:510601;电话:020-83003705;官方电子邮箱:(该邮箱用于日常联络,不设投稿功能);诗歌节官方网站、投稿地址为:天空城( tiankong520. com),诗歌节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天空城”(微信号:tiankongcheng520)。
二、活动安排
(一)活动时间
2015年5月-12月。
(二)主要内容
举办小学生诗歌创作展示活动,建立并完善儿童素质教育互动线上平台,举行系列小学生诗歌艺术创作展示、系列小学生诗歌艺术展览、系列儿童审美养育和素质教育讲座等线上线下活动。
1. 5月-10月,启动诗歌节并开展诗歌创作展示征稿及评审。诗歌节官方网站“天空城”以及同名微信公众号接受参展作品投稿,交流活动信息,同时组织诗歌创作展示初审、复审,评选“每周之星”。
2. 11月上旬,现场展示及评审:评出1 000名左右选手参加,采取现场开题、限时交卷形式开展诗歌创作,由著名诗人、作家、教师组成终审评委会,对参评作品进行综合衡量,评选出获奖作品。
3. 5月-11月,开展“诗歌进校园――诗歌,在你身边”名家系列培训活动,以及“诗歌进校园――诗歌公开课例交流”活动;举行基层(山区、农村)学校诗教推广、帮扶系列大型活动。
4. 9月-11月,与省内特殊教育学校合作,举办“爱在一起”诗歌公益主题活动。
5. 5月-11月,举办“人文岭南少年行”诗意户外体验项目及人文小导游评选。以诗歌为媒介和载体,挖掘、盘活、弘扬岭南人文历史资源。
6. 5月-11月,开展“好好说话,天天读诗”大型系列活动,将诗歌节优秀作品朗诵与经典诵读相结合,将线上分享与线下朗诵会相结合。
7. 12月上旬,举行小学生诗歌教育总结研讨会活动。
8. 12月中上旬,举办小学生诗歌节作品音乐会暨儿童诗歌艺术嘉年华活动,并评优、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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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一写中国诗歌史。在我的倡议下,我就提出,全班108名同学共同商定要撰写《中国诗歌史》,我们五八级大一同学100人决心在100天完成100万字的《中国诗歌史》。我们首先组织力量去调研,几乎访遍了在北京的著名作家、诗人、教授,如:郭沫若、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巴金、茅盾、曹禺、叶圣陶、冰心、丁玲、阿英以及王瑶、游国恩、林庚、沙订,等等。同时,又组织同学到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借来了五六千册书,在胜利楼四层挪出一间大教室,作为编委会的图书资料室。我们先访郭沫若老先生,一次就谈了七个小时。郭老给我们以莫大的鼓励,他说:“你们真不简单,大一的学生,刚一入学就敢写《中国诗歌史》。我赞成,我支持。”阿英即钱杏邦老师听说我们要向他请教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时期诗歌情况,也十分高兴,为我们开了两大间房,让同学们到他家中住,连读几天给大家介绍近代史上的诗歌历史。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送来了太平天国的诗,铁道部送来了火车头诗选,文联送来了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的大批原稿……一年中同学们在老师们帮助下,完成百余万字的诗史初稿,同学们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
二、赴密云修水库,炼钢铁。我们一到密云,马上投入战斗,每个人都像小老虎。在劳动锻炼中一些高校得了一两面红旗,我们一个班竟然得了八面红旗。后来校友聚会时,不少人都拿着当时的照片倍感骄傲,
三、写革命回忆录并创作了千首诗歌。写文学史与采风兼顾,108人写了上千首诗,后来班上同学中出现了多位作家和诗人,分别成为北京作协、中国作协的会员。
四、“”中,我们不少干部和教师,被造反派诬陷关入牛棚。即使在难以容忍的污辱迫害中,我们也没忘记著书立说,当时我的家被抄7次,藏书除《毛选》、《鲁迅全集》,其他全部被造反派抄走了。劳动之余,想看看书写写文章,已找不到任何参考资料。但半年过后,我完成了两本书的初稿。这两本书是:《诗词详注》和《鲁迅诗歌详注》。然后,请林传鼎老先生参加,帮我们刻钢板。这两本书一个多月即刻完毕,我怕有错误,又骑车到中华书局,求周振甫先生修改,他老人家虽然也在牛棚中,天天在打扫厕所,还是挤出时间,帮我修改了这两本书稿,这些修改稿,如今也都成了文物。
五、“”后率先创办第一所民办大学。1977年高校开始招生,但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还有百分之九十几的青年进不了大学,我们马上召开会议,经研究决定办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即全国第一所民办大学。当即与地质部合作共同招生,我还请邓小平同志写了校名,请宋任穷同志写了校训,到各大学请来义务兼职教授,一下子收生30万人,姜春云、张海迪等都是我们北京自修大学的首届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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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新理念,晓之以理
在农村,诗歌教学之所以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归根结底是理念没有跟上课改步伐。无论是学校、教师还是学生,总以为诗歌并非中考重点,对其教学往往加以忽视。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妥当的,推广诗歌教学不仅不会影响中考分数,相反学生会得益非浅。主要表现在几方面:
1.强化人文素养。“中国的古典诗词,博大精深,内涵深刻,意存高远,也包含很多哲理。学一点古典诗文,有利于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有助于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讲话告诉我们,诗教不是为了培养诗人,而是为了提高青少年的审美能力,是要把美的种子播撒到他们的心田里。进行诗教,就是为了强化学生的人文素养,就是要弥补人性发展在这一方面的严重缺损。
2.提高语文能力。诗歌的特点是言简意赅,句与句之间受严格字数限制,一般无关联词语相衔接,但本身存在严密的逻辑关系。加上诗歌的体裁受限,时代背景与学生现实相差甚远、用词考究且极具想象力。推广诗歌教学,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学生诗歌方面的训练,既让他们与诗人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又可以无形之中掌握一定的“炼字”技巧,斟字酌句、丰富想象,进而提高自身的语文能力。基于此,学生无论是为了眼前的升学,还是今后的发展,学好诗歌都非常重要。
二、培养习惯,动之以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好诗歌可不是一日之功,学生们内心想练而无实际行动还是不行,必须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为此,教师必须及时对学生提出相应的学习要求。我认为要做到三点:
1.诗歌要读。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学诗歌最原始,也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诵读。同样一个意思如果用大白话讲就索然无味,只有把诗的节奏韵律全读出来,才能渐渐体会到诗之妙处,同时不知不觉自身情感也起了变化。
2.学贵有恒。提高诗歌能力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贵在持之以恒,学习诗歌最忌一日曝十日寒。因而,必须规定学生每天用于诗歌训练的时间,告诫学生切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让学生明确只有日积月累方能取得进步。
3.视野求宽。翻开我们的语文课本,诗歌教材的视野比较狭窄,似乎新诗总是“老名家”的好。其实不管你承认与否,当今中国诗坛,人才辈出,佳作迭现,在其潇洒自如的行板里,闪动着经过锤炼的语言美的光彩。这类新诗不下几百几千首,都可以选进中学语文课本,遗憾的是它们都没有进入教材编者的视野!作为诗歌爱好者,应该拓宽自身的视野,只有见多识广了,也许才能更好地激起共鸣,引发欣赏的热情,触发我们创作的火花。
三、占领阵地,授之以法
现在有很多学校都开设了诗歌教学的校本课程,但由于学校、教师、学生的认识偏面性,再加上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校本课往往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形同虚设。对此,语文教师应尽快利用有利条件占据这块阵地,充分发挥诗歌教学应有的效用。在校本课上,我主要做三项工作:
1.诵读得法。在教学中,诵读是诗歌学习、鉴赏的切入点。反复朗读,熟读成诵是诗歌鉴赏的开始。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就是强调让学生多读,校本课上,教师可指导学生朗朗出声地诵读,低唱慢吟地诵读,也可“不求甚解”地诵读,朗读中让学生眼到、口到、耳到、心到,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2.研读有法。研读诗歌主要做三个层面的工作:一是判读,即运用语言和逻辑识别能力辨别作者说的是什么,是怎么说的。二是对接,即将自己的情感经验,与诗歌中的情感经验进行比较,从而产生共鸣,使之转化为自己的情感内存。三是抒发,即把既有的感情体验换一种形式对外抒发。我认为理解一首诗,关键是看我们用什么方法去研读。
3.创作要法。学习、鉴赏诗歌只停留在欣赏的层面还不够,掌握诗歌创作的技巧,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校本课上,我着重于诗歌写作技巧的指导,先把创作诗歌的要求提出来,然后按照要求让学生创作,最后针对学生的作品在全班点评,让学生知道所写诗歌的优点与不足。如此不断的加以训练,学生在诗歌方面的能力无疑会有长足的进步。
四、巧设策略,导之以趣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教师。”一旦激发学生的诗兴,必定能调动其巨大的学习动力,充分发挥其内在的潜力。为此,我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1.诵读竞赛。在班级内部,我经常开展古诗诵读竞赛活动,时时诱发学生的参与竞争意识。如上次的中华古诗词背诵比赛。比赛中,许多同学踊跃参与,热情高涨,尤其部分学生的表现更是掌声热烈。这种竞争的方式,直接带动了全体学生学习诗歌的主动性,同时也为准备充分的同学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2.诗词创作。在诵读竞赛的基础上拔高一个层次,与其他语文老师共同合作,举行跨班级的诗词创作比赛。比赛内容结合语文教学的实际需要,针对大自然的优美风景,人文景观等,让学生根据诗歌的相关知识进行创作;同时组织老师进行评比,评出优秀作品装订成册,人手一份,从欣赏别人的精妙之处进而提高自身的诗词创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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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柔刚先生出资设立的第18届(2009年度)“柔刚诗歌奖”即将开始评选。为了使评奖工作更加公正,兼顾多样化的诗歌趣味,评委会决定延续第17届的评奖办法,聘请全国范围的的评委。本届邀请担当评委的诗人、批评家均为同辈实力诗人、批评家,较为年轻,旨在推进中国诗歌的经典化进程,倡导中国诗歌的创新意识,鼓励和奖掖当代优秀年轻诗人的诗歌创作,推动中国当代诗歌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现将有关评选方案公布如下:
1.本届“柔刚诗歌奖”设主奖1名,奖金9999元;提名奖2名,奖金各为2000元。
2.评奖重心:在考虑诗人整体成就的前提下,着重奖励该诗人近一年左右发表的重要作品(可包含前一年度下半年的作品)。
3.参选方式:接受诗人自荐和其他诗人提名。每名诗人可提名2名诗人参选。
4.所有参选作品一律发往指定评奖电子信箱,发往评委电子信箱视为无效。概不接受纸稿参选作品,即纸稿视为无效。
5.参选文本格式,请参选者务必按以下顺序提供参选资料:诗歌作品(不超过500行,长诗和诗集除外),发表作品的出处(发表在官刊、民刊、网刊、博客均可),作者邮编地址,作者电话和电子邮件,作者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100字以内的诗歌创作简介。如他人提名,则需提名人提供电话等联系方式。
以上资料请用电子稿(txt文本)直接粘帖在电子邮件的“正文”部分(不以附件的方式)发到指定电子信箱,“主题”为“第18届柔刚奖参选:(作者姓名)”。每一资料仅能提供一次,请勿同一参选作品多次发往指定电子信箱。
6.往届已获主奖者不能再参选,但往届提名奖得主可继续参选。
第18届“柔刚诗歌奖”评奖程序
1. 2009年11月1日开始,到12月15日,评委会的指定电子信箱接受海内外任何符合条件的参选资料,不符合上述提名规则的材料,将被视为无效。
2. 2009年12月16日至12月底,由第18届“柔刚诗歌奖”评委会先从众多提名材料中遴选出有效提名名单及其材料,在此基础上通过评委投票(每位评委拥有20票),确定20名获奖候选人的初选名单(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若本年度好作品不够,可不足20名)。
3. 2010年1月1日至1月15日,由评委会继续通过投票方式决定获奖人名单(1名主奖,2名提名奖)。具体方法为:分三轮投票,第一轮,评委会成员每人拥有5票,票数最多的5人确定为候选诗人;第二轮,评委会成员每人拥有3票,即从上述5名候选诗人中选取得票最多的3 名为主奖和提名奖候选人;第三轮,评委会成员每人拥有1票,从3名主奖和提名奖候选人中选取得票最多者为第18届柔刚奖得主,另2名为提名奖得主。
4. 2010年2月间,对外宣布第18届柔刚诗歌奖”获奖名单。
5. 诗生活网站为第18届“柔刚诗歌奖”的协办网站,《青春》杂志为协办杂志。
6. 举行柔刚诗歌奖颁奖仪式。时间、地点、方式另行通告。
第18届“柔刚诗歌奖”评奖机构
主持:“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
评委会成员(共14人):
陈祖君(批评家)
傅元峰(批评家)
何言宏(批评家,教授)
何同彬(批评家)
黄 梵(诗人)
敬文东(批评家,教授)
李少君(诗人,批评家)
李 森(批评家,教授)
马铃薯兄弟(诗人)
马永波(诗人)
树 才(诗人)
森 子(诗人)
育 邦(诗人)
赵思运(批评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