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事迹

宋庆龄事迹 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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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本文从纪念馆与青少年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出发，结合宋庆龄陵园多年来在青少年教育工作中的些许经验，就如何发挥纪念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提出个人意见，与广大从事爱国主义宣教工作的同仁探讨和交流。

一、纪念馆与青少年的关系

（一）纪念馆作为青少年的“校外课堂”，有承担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职责并具备多种优势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曾明确提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从增强爱国情感做起，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深入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教育，引导广大未成年人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中国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从小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纪念馆担负着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任并具备多种优势。首先，我国各类纪念馆真实记录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展现了近代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是激发青少年爱国情感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了解祖国灿烂文明和掌握历史知识的十分重要的且十分理想的“校外课堂”。

其次，我国纪念馆大都地处风景区，环境优美，或临山傍水，视野开阔；或绿树成荫，鸟语花香。青少年在这里可以陶冶情操，舒展身心，在愉悦中感受山河之美，体验华夏民族的博大精深，从而进一步加深其爱国情感。

（二）纪念馆如何改变教育观念来适应时展

爱国主义是个人对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它反映的是个人与祖国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仅要强调个人应该怎样对待祖国，同时也要让青年人感到祖国在关心他，感到爱国主义精神是自我实现的根本条件和基本需要。

传统的纪念馆的爱国主义宣教方式是坐等观众上门，对青少年往往采取“我讲你听”、“我给你讲道理”等单方面的生硬灌输的方法来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这种靠枯燥的说教来教育影响下一代的做法，事实证明，效果并不理想，同时还极大地妨碍了青少年自主意识的形成。世界著名教育家霍姆林斯基曾说过：“道德准则，只有当它们被学生自己追求、获得河亲身体验过的时候，只有当它们变成学生独立的个人信念的时候，才能真正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

如今的时代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青少年接受信息的来源越来越多，个人的自主意识也越来越强。单方面说教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青少年的精神文化需求。在这样的形势下，纪念馆为了避免遭到时代的淘汰，就必须注重研究社会需求变化，坚持做到贴近观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不断加大对社会的开放力度，了解青少年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强馆馆、馆校的合作交流。

随着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全国纪念馆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未成年人实行免票参观，大大降低了青少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门槛，面对逐年递增的青少年观众群体，纪念馆如何才能留住他们的脚步，以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怎样帮助青少年创造一个了解祖国历史和文化，培养民族自豪感的良好环境？还有许多的课题需要探讨和实践。

二、宋庆龄纪念馆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开拓与创新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青少年教育创造良好环境

鉴于宋庆龄陵园是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原宋庆龄生平事迹陈列室馆舍空间相对较小，陈列手段相对落后，免费开放以来，游客逐年递增，原来的陈列已经不能满足广大青少年观众的参观需求。2012年，宋庆龄陵园在陈列室原址上建立新馆，即宋庆龄纪念馆。新馆参观面积较原来陈列室面积增加了近1/3，根据青少年的参观特点，陈列展览变原来的编年体式展览为现在的专题式的宋庆龄生平事迹展，即是将她一生所做的贡献分为矢志民主革命、为新中国奋斗、缔造民族未来等6大专题，每个专题都贯穿她的一生，主题更加鲜明，内容更加精炼。

展览借助艺术品场景及多媒体科技等展示手段，将文物、图片、音像资料等展品进行整合再创新，达到使人耳目一新的良好效果。幻影成像《广州脱险》、大型艺术玻璃人物群雕——宋庆龄与国际友人以及将声音识别系统与led视频反馈系统创意组合的展项——宋庆龄影像互动……都是青少年学生流连最多，驻足最久的地方。其中幻影成像《广州脱险》叙述的是军阀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广州总统府，宋庆龄和孙中山九死一生，终于逃脱险境的故事。此幻影成像系统的主体模型场景，采用了最为先进的电机转盘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现了三幕不同的历史场景，再配以灯光、音效，还原了紧张、激烈的战斗场景和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此展项深受广大学生观众的欢迎，常有学生慕名来看“微电影”，觉得这样的展项相比较纯文字或图片的介绍，更真实，更形象！高新科技的加入不仅丰富了展览形式，也增强了展品展项的趣味性和艺术感染力，给青少年观众以美的享受，符合青少年的审美情趣，更使他们在欣赏艺术品的同时体会到宋庆龄的崇高品质和深邃思想，潜移默化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新馆还配套新建了临时展厅、报告厅，纪念品销售部、高标准的游客服务中心、观众休息区，旅游厕所，安防监控及门禁系统等一批基础设施。景区基本满足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硬件需要，成为青少年观众接受伟人精神熏陶和革命优良传统教育的理想课堂。

（二）编撰科普读物，为青少年教育提供优秀教材

2013年，宋庆龄诞辰120周年之际，我馆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在原有科普读物《宋庆龄》、《孙中山》的基础上，开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先河，特编撰有声小说《冬日里的幽兰花》，选取宋庆龄波澜壮阔的一生中16个故事，讲述她从一个普通的爱国少女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坎坷的心路历程。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宋庆龄为了实现建立共和国的理想经受了无数的苦难与挫折，但这些磨难也将她淬炼成一名勇敢的、为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而战的伟大女性！

小说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相结合，配合恰到好处的音效，爱国主义教育成为了一种感官上的享受。同学们在聆听的过程中不仅能感受到宋庆龄浓浓的爱国情怀，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她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坚持不懈地努力，不畏难，不怕险的优秀品质。

小说录制完成后，我们将其链接放在宋庆龄陵园的官方网站上供大家免费下载收听，受到宋庆龄陵园广大粉丝团的热烈追捧。有声小说这样一种新型的爱国主义宣传媒体不但增加了宋庆龄陵园官网的点击率，提高了我馆的受关注度，同时也丰富了我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方法和渠道。

除了普通的青少年观众，我馆也考虑到向盲童这样特殊的青少年群体进行社会教育，而有声小说就是适合盲童的优秀教材。今年10月，我馆和上海盲童学校举行联谊活动，把有声小说《冬日里的幽兰花》赠送给盲童学校，藉此也打开了我馆向盲童这样的青少年中的弱势群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的大门。

（三）加强文化服务圈建设，使青少年教育受众范围最大化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推动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学化发展，提高教育基地服务社会水平，努力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培育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团市委经与各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协商，共同制定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公约。

《公约》规定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充分挖掘盘活资源存量，开发推出文化系列服务，……针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设计讲解内容、改进陈展方式，开发活动项目。”

目前，我们在上海市内建立共建关系的学校包括虹桥中心小学、市西小学、共康中学等17所学校，形成一个以宋陵园为轴心，向外辐射的“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尽可能使青少年教育受众范围最大化。

遵照《公约》的规定，我们不仅编写了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宋庆龄陈列展的讲解词。也一直努力策划趣味性强的主题活动。从2007年以来，我们秉承宋庆龄“关爱儿童”的思想，每年“六·一”儿童节前夕邀请同学们参加由宋陵园主办的“相约在宋庆龄的旗帜下”系列活动，包括环保知识普及活动、绘画比赛、中外儿童民俗游园会等活动，同时把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融入在主题活动中，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有趣，同学们参与热情度很高。

为了进一步深化建设“三公里文化服务圈”，2013年，我馆以安葬在宋庆龄陵园名人墓区内“三毛之父”张乐平的名人资源为契机，与海盐张乐平纪念馆签订了共建协议，并以共同举办“一切为了孩子”——张乐平先生纪念展实现了首次合作。展览以“三毛乐园会”、“我爱儿童”等4个专题，近百幅照片、作品和“三毛”各时期可爱生动的剪影形象为内容，旨在宣传宋庆龄“把最宝贵的给予儿童”和张乐平先生一切为了孩子的思想和理念，同时也希望孩子们通过与“三毛”苦难童年的对比，感受到自己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达到让孩子们懂得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热爱国家的教育目的。展览展出后，宋庆龄陵园管理处官方微博，张乐平纪念馆官方微博，海盐县县政府手机报、微信公众平台均相继有关展览信息，以吸引更多的公众视线，海盐县教育局也将陆续组织学生前往参观。海盐县广播电视台专程采访宋陵园和张乐平纪念馆相关负责人，就展览情况作专门采访，并作了专题报道。展期2个多月，海盐县共计有近10000人参观了展览。

（四）建立青少年志愿者服务梯队，发挥青少年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中的主体作用

开发针对青少年的活动和展览，撰写青少年版本的展览讲解词仅仅是把我们的爱国主义宣教工作做的更个性化，更符合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如何使青少年真正融入我们的宣教工作？招募志愿者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从2005年起，我馆开始招募学生志愿者，通过网络媒体宣传及到周边学校进行宣传，到2012年为止我馆共招募到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志愿者累计713人次，服务观众12156人次。2011年，宋庆龄陵园正式被评为市级志愿者服务基地。学生志愿者的加入，不仅充实了我们的讲解服务队伍，无形中也拉近了青少年观众与我们的距离，便于我们的爱国主义宣教工作的开展。

志愿者加入以后，我馆不仅对他们认真做好上岗前期培训，发放志愿者服务手册，配备相应的志愿者服装和吊牌。另外，我们还定期给他们举行联谊活动，听取他们对在宋陵园做志愿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我们把志愿者服务队伍建设得更完善。

宋庆龄事迹 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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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礼中共领导人凸显肝胆相照情谊

十分尊重宋庆龄，宋庆龄也特别关心。

当宋庆龄了解到有靠在床上办公的习惯后，立即派人送了个大枕头给。

没有收礼的习惯，所以没有收。当来人走后，忽然又想到不收不好，又派工作人员追了上去，把枕头收了下来，用了两天就细心地收藏了起来。

1957年冬，我国北方贮菜时节，派人给宋庆龄送去一些山东大白菜。宋庆龄非常高兴并回信致谢。

如此高层知名领袖人物你来我往的简朴互赠中，散发着的是清廉淡泊清风，令人感奋，发人深思。

宋庆龄非常喜欢鸽子，不仅因为它们文雅、温顺而执著，更因为它们象征着和平。在她日常使用的物品中，很多都装饰有鸽子图案，例如酒杯、玻璃杯、熏香炉、信纸、信封、请柬等，不胜枚举。其中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是一枚雕刻着鸽子形象的玉石胸针。

不仅如此，而且在宋庆龄与朋友的交往中，鸽子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总是让工作人员把鸽蛋仔细地收集起来。积攒了一些，就当成礼物分送给好朋友。在信中，她常常会写上这样的字样：“送上新鲜鸽蛋××枚，请自用。”

1975年，病重。宋庆龄十分焦急，但又无法去探望，她便几次派人送去鸽蛋。

1976年1月初，已经吃不下东西，只能勉强吃一点鸽蛋。可是，找遍北京城，鸽子蛋已无法买到。

1月5日，宋庆龄听到无法买到鸽蛋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便马上让人去鸽笼里收集鸽蛋。可那正是寒冬腊月，不是鸽子下蛋的季节。工作人员在鸽舍里仔细搜索，居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两枚。他们又凑上过去偶然留下的三枚鸽蛋，一共是五枚。

宋庆龄拿出一个盛放礼品的小盒，亲自用纸巾将五个宝贝鸽蛋垫好，郑重地交到陪伴在她身边的女孩隋永清的手上。她要求隋永清立即动身，尽快将这份心意送给，还再三嘱咐她路上小心，千万不要碰坏了鸽蛋。

隋永清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没有像平时那样出来见面，秘书赵炜也不见身影。隋永清只好把鸽蛋交给了值班的工作人员。当时，她的心中就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兆。果然，仅仅3天后，总理就与世长辞了。

1966年5月，“”爆发。到了后半年及至年底，刘少奇、邓小平等纷纷被打倒。政治形势如此严峻袭来，不少平日里同刘少奇关系亲密的人因担心受到株连都躲得远远的，很少有人去对他表示尊重，去做那种“飞蛾扑火”式的“蠢事”。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险境下，刘少奇的家里却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宋庆龄的秘书。宋庆龄派他来，为的是专程送上刚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

这本《宋庆龄选集》，对刘少奇一家来说，无疑是一份再珍贵不过的雪中送炭的至上礼物了，它是一种力量的信号，是一种信念的鼓舞，是一种肝胆相照的友情，更是一种信任、理解和慰藉，给刘少奇一家人心里洒进了一抹暖融融的阳光。

随书而来的信皮上，是宋庆龄的亲笔墨迹：“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收。”《选集》的扉页上写着“敬爱的刘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纪念 宋庆龄”的字样。

同时，宋庆龄还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来了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总之，一切都同往常一样，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几个月来，在众叛亲离的处境之中，王光美整日与刘少奇四目相对、困坐愁城。接过宋庆龄派人送来的《选集》，坚强的王光美禁不住泪水长流。王光美一边擦眼泪一边用颤抖的声音说：“如果宋副主席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宋庆龄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她并不是不了解大的形势走向，也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那刚正不阿的政治品质，令她无法去做违背良知之举。宋庆龄与刘少奇共事多年，深深地了解刘少奇的为人，根本无法相信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她仍然称刘少奇为“敬爱的刘少奇主席”，这正是为了明确表达她对迫害国家主席的强烈抗议。

后来，王光美将这本极富传奇色彩的承载着一段风云历史的《宋庆龄选集》，捐给了刘少奇故乡花明楼“湖南刘少奇纪念馆”。这本书已经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镇馆之宝”。

宋庆龄以上的特殊举动，显示出宋庆龄在大是大非面前的“不妥协”，在大风大浪中的从容淡定。的确如此，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宋庆龄多次遭遇政治高压，但她从不妥协、从不动摇，被誉为“压不碎的政治原子”和“中国的良心”。这正如海伦・斯诺曾经如此评价的：“在中国历史上，宋庆龄曾像是孤独挺立于海岸边的自由女神。”

赠送革命同志礼物以示关爱

宋庆龄一向与拿笔作刀枪的坚强革命斗士鲁迅相知信任而结下深厚情谊。鲁迅身体不好，一直患有胃病、肺结核与肋膜炎。在艰苦的斗争和紧张的工作中，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1936年3月，鲁迅的肺病突然加剧，出现了严重的气喘。听到消息，宋庆龄十分关切和担忧。马海德大夫回忆说：“鲁迅先生病重时，她忧心忡忡，不只一次地问我，治疗肺结核是否有什么新的方法和新药。”

3月23日，鲁迅在日记中记录：“下午史女士及其友来，并各赠花。得孙夫人信并赠食糖三种，茗一匣。”宋庆龄晚年曾有人写信问道，致鲁迅的信并糖果和茶叶，当时是怎样送去的。宋庆龄答复说，鲁迅病重时，她自己也在病中，“因此，没能去看望他，就托史沫特莱代转送一些礼物”。

5月15日，鲁迅再次病倒，这回病情的来势非常凶猛。许广平见状很是担心，便与冯雪峰、茅盾、史沫特莱商量。史沫特莱随后将鲁迅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告知了正在住院的宋庆龄。宋庆龄得到消息后，焦虑万分。她立即推荐了美国邓（dunn）先生给鲁迅诊治。邓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两个肺病专家之一。宋庆龄还特意委托史沫特莱陪同邓一道前往鲁迅家中。

5月31日下午，史沫特莱与邓医生来到鲁迅寓所，继续为鲁迅诊治。

这次诊断后，宋庆龄听到了史沫特莱的转述，得知鲁迅已卧床不起。她心急如焚，怀着复杂的心情，在6月5日抱病写下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这是她送给挚友鲁迅先生的一份特别的精神礼物。她要以自己的力量劝说鲁迅入院治疗。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地耽（担）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我厌恶入医院，竟拖延了数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之时，才迫着入院了。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而且因此，还多住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假如我是早进去了，两星期便可以全（痊）愈出院的。因此，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担）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内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地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

痊安

宋庆龄

六月五日

信尾是宋庆龄的亲笔签名。

送出这封信以后，考虑到鲁迅在大陆新村寓所的环境不是太好，宋庆龄又设法在上海近郊江湾找了一处宜于疗养的叶家花园请他去养病。鲁迅的弟弟周建人说：“鲁迅对宋庆龄同志的这种关怀，十分感激，但是仍然不愿意离开战斗岗位去过宁静的生活，终于没有去。”

十分喜爱花木的宋庆龄还常常把鲜花赠送给海内外的贵宾与好友，赠送给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达她温馨友爱的感情。正像她的好朋友、共事于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所说的那样，她本人就“好像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永远使人鼓舞，永远使人感到她的存在”。

20世纪30年代中期，路易・艾黎在上海愚园路1315弄4号寓所设有一部中共地下组织秘密电台。1935年10月的一天，他收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后，立即告诉了宋庆龄。

宋庆龄特别高兴，当天晚上就从自己的住所带了白兰地酒和一束红玫瑰花，兴冲冲来到愚园路艾黎住处，与艾黎、史沫特莱和马克斯・格兰尼奇夫妇等友人一起庆贺。

宋庆龄满脸笑意地先给每个人戴上一朵红玫瑰，然后同大家一起举杯欢庆长征的伟大胜利。

与宋庆龄有关的旗袍传奇有不少。有一件真丝旗袍就很特殊，因为它不是宋庆龄本人所穿。这说起来又是一个故事了。宋庆龄不仅自己爱穿旗袍，抗战时期，她曾将旗袍作为国粹送给了美国友人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好友玻莉・巴布科克，玻莉正是穿着这件宋庆龄特意赠送的真丝旗袍，在美国为中国抗战到处演讲募捐筹款，为中国的工业合作社运动筹集了很重要的一笔资金。

当时中国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都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工业受到重创。为了恢复工业、支持抗战，同时也为了解决工人失业问题，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发起了工业合作运动。他们在各地设立“工业合作社”，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个运动得到了许多外国友人的支持，海伦・斯诺的好友玻莉就是这些友人中的一位。玻莉也积极加入了“工业合作社”的队伍，想以此来帮助中国乡村里千千万万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苦民众。

在离开中国去为“工合”募捐的时候，宋庆龄送给玻莉一件旗袍。宋庆龄告诉她：“在为中国人募捐的时候，希望你穿着中国的衣服。”按照宋庆龄的嘱咐，玻莉每次从事募捐活动时都穿着旗袍。

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成立时，邀请孔祥熙担任主席，希望借助他的地位，扩大“工合”的影响。但孔祥熙的声誉不好，募集来的钱很少，特别是国际上没有人捐款。当局也给“工合”制造了很多困难。正在“工合”陷入低谷、面临破产的危急关头，玻莉通过不懈的努力，从菲律宾募集了很大一笔钱，挽救了“工合”运动。后来，宋庆龄成立了工业合作运动国际委员会，自己担任主席。大家都认为孙夫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捐款也因此迅速增加。

玻莉对中国的感情很深。1997年，她感觉自己身体已经很不好，便委托一位朋友把这件旗袍送回中国，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

侯波是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红色摄影家。由于经常拍摄中共高层活动，因此她有幸与宋庆龄有所接触，并被平易近人的宋庆龄视为朋友，情谊渐浓，关怀有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会议结束时，照完相的侯波去问候宋庆龄。宋庆龄拉住侯波的手说：“小侯，听说你丈夫也是个搞摄影的，是不是就是那个拍电影的小伙子？”她指了指正在收拾摄影机的徐肖冰。侯波忙把徐肖冰拉到宋庆龄身边。宋庆龄说：“你们两位是夫妻，又是同行，这在业务上就有很多共同语言，真好。”她还拉着夫妇二人的手说：“以后有时间，欢迎你们到我家来做客。”

过了一段时间，宋庆龄的秘书打来电话，请侯波、徐肖冰第二天到宋庆龄那里吃午饭。宋庆龄把他们让到客厅里入座，说：“我刚从上海回来。这是我给你们带来的小礼物。”

说着，宋庆龄送给侯波一条淡绿色的丝绸围巾，送给徐肖冰的则是一件做工精致的的确良白衬衣。徐肖冰说：“谢谢宋主席，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送给您……”宋庆龄说：“以后你们不要对我说客套话。我们是同志，又是朋友，我把侯波当做我的女儿一样。你们坐着，今天我要亲手给你们烧两个菜吃。”那天在饭桌上，宋庆龄不断给侯波夹菜，劝她多吃，好长得胖些。

告别时，她给侯波的孩子带了许多好吃的，并嘱咐：“下次再来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孩子，我喜欢孩子。”

1961年，侯波离开中南海，调到新华社，和宋庆龄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仍常常间接听到宋庆龄对她的关心和问候。1964年，侯波突然接到通知，让她陪同宋庆龄出访斯里兰卡。

见到侯波，宋庆龄很高兴。她拉着侯波的手问长问短，并同她一起乘飞机到昆明，为出国做准备。侯波和文字记者李琴住在一起。宋庆龄每天都为她们做一个菜，请工作人员送过来。她还亲自教大家吃西餐，为他们演示刀叉怎样用，嘱咐喝汤、吃饭时嘴里不能发出声音。当时市面上只有短袜，她就把自己带的长袜送给每个女同志一双。

把房屋、汽车慷慨捐献给国家

宋庆龄别墅位于庐山牯岭东谷的苍松翠柏之中，始建于19世纪末，为二层石木结构的美式建筑，与民国四大家族之三的孔祥熙别墅比邻。1980年，在征得宋庆龄本人的同意后，这座别墅被改造成中式四层楼建筑。

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在武汉发表了闻名于世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声明》，宣布她不再参加的工作。这一举动也明确表明了她不愿与为虎作伥的宋氏家人有来往。这正是“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之规律和情理所在。随后，由于受到的严密监视，宋庆龄在上海的处境极为困难，于是她决心去红色国境苏联，而她能去苏联也正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8月下旬，宋庆龄等人悄悄离开上海，应邀前往苏联访问。这一走就是将近两年的春秋冬夏时光。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在参加孙中山国葬仪式时，她再次发表声明，表示对反人民的立场决不妥协，宁死不屈。宋庆龄鲜明的立场和坚决的态度使宋霭龄、宋美龄深感不安。这是因为在上海的四一二和武汉的七一五两起政治事变中，她们姐妹二人觉得客观上是逼迫宋庆龄出走了的。

这时，或许是她们感到统治基础渐稳，抑或是良心发现，宋霭龄流露出手足亲情的心境，主动提出将庐山河西路一栋别墅赠送给大妹宋庆龄，供她来山休息之用。宋霭龄还真情实意地劝慰宋庆龄说：“政治终归是政治，我们姐妹永远是姐妹。母亲给了美龄一栋小楼陪嫁，祥熙又买了两栋，你一栋、我一栋，都在庐山，又靠在一起。父亲的遗产你也有一份的，你不会和庐山的奇峰秀石生气吧？！”

1929年6月下旬，宋庆龄在宋霭龄和宋美龄的陪同下第一次上了庐山。庐山的风光虽暂时缓和了宋氏姐妹之间的不愉快，却更加坚定了宋庆龄政治上的主张和追求。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两上庐山，都是住在这幢别墅里。

1953年8月上旬，宋庆龄第四次上庐山。据文献资料记载，宋庆龄这次上庐山，也可以说是由主席和总理促成的。

自从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宋庆龄与廖仲恺、何香凝等左派就坚决执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同共产党人、、林伯渠等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同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勾当进行坚决斗争。叛变革命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尤其是，宋庆龄和同年出生（宋庆龄居于这年年首，而降生于这年年尾），两人数十年来每一次关键时刻都相互支持，相互景仰与敬重，结下了肝胆相照、情深意重的不寻常友谊。新中国成立时，宋庆龄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1951年获得了斯大林和平奖金。解放初期，国家及华东局、上海市的许多重大事情往往都要听取宋庆龄的意见。宋庆龄工作繁忙，加之公务缠身，她的血压高等病情使和总是牵挂于心、萦绕于怀。在此情况下，特意请安排一下宋庆龄到南昌视察工作事宜，顺便请她到刚刚修好登山公路的庐山休息一番。

1953年8月，在宋庆龄视察江西工作的间隙，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省主席邵式平亲自陪同宋庆龄重上阔别了18年的庐山。时任九江地委书记史梓铭和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沈坚到庐山车站迎接。管理局请宋庆龄住进最好的别墅，即昔日的美庐。美庐，虽然同宋庆龄的别墅相距很近，但是宋庆龄在民国时期却从未踏进过一步。这次，宋庆龄在美庐住了一周，故地重游，两重天地，感慨良多。

8月中旬的一天，宋庆龄特地去看自己的庐山别墅旧居――河西路51a号私墅。她看到十几年过去了，旧居被这里的工作人员整修得很好。于是满意地说：“我这幢房子保护得很完好啊。”随即，宋庆龄客气、谦逊地对管理局的领导和工人师傅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接着，宋庆龄又对沈坚说：“我决定将这栋小楼交给国家，由管理局统一管理，为来庐山休养的英模提供方便。我个人不再需要它了。”

沈坚听后顿时感到十分惊愕，随即马上推让。他想，解放初，庐山管理局对没有房主和战犯的别墅是采取了统一管理的方法，收归国有，可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别墅怎么能这样处理呢？不需多加思忖，他就坚决表示不能接收。

这事当然难不住一向聪慧睿智、灵活果决的宋庆龄。第二天上午，宋庆龄便指派秘书前往管理局房管科交出别墅的房产证明，又叫秘书向管理局补缴了从1949年至1953年的房地产税，并补发了看房工人的工资。秘书还代表宋庆龄再次表达了请庐山管理局收下别墅服务于人民的心愿。

接着，宋庆龄又在省、地为她举行的茶会上表示：“登山公路通车了，庐山管理局没有小车，我这次带来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轿车，也赠送给管理局使用，作为我在建国后首次来山留下的纪念。”

一诺千金。宋庆龄当即将斯大林和平奖委员会送给她的一部德国产高级轿车送给了庐山管理局。

1980年8月的一天，宋庆龄收到庐山管理局的一封信。信上请求她允许他们将其房产拆除，他们想要另盖别墅。

宋庆龄很快让她的办公室写了回信。信中表示这房子解放后就交给人民政府了。对于房子的维修或是改造，一切由当地政府决定。

宋庆龄就是这样一个从来不为自己考虑的人，她的大公无私令人十分钦佩，至今还令人们感动。

将稿费大部分捐给妇女儿童慈善事业

1938年，宋庆龄牵头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前身。通过保盟及其出版的新闻通讯，中国抗战得到了国际主义的援助――不仅有许多外国朋友参加了保盟工作，还有许多国际朋友特别是医务人员和医疗队通过保盟安排进入中国抗战最前线；保盟还募集了大批医药、医疗器械和救济物资运往抗日根据地，积极支援了英勇的抗日军民。

当时，陕甘宁边区有不少烈士遗孤、抗日将士的子女需要人们抚育。遵照主席“好好保育儿童”的教导，边区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但是，由于当时的物资非常紧缺，缺医少药的状况始终困扰着人们。正是在这样特别艰难的情况下，宋庆龄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及时热情地送来了用她个人及募捐来的钱所购买来的医药和物资，大力支援了解放区的儿童保育事业……

宋庆龄以极大的热情主持中国救济总会，将历年稿费的大部分收入都捐献给了妇女和儿童慈善事业，自己则全靠那点工资维持生活。她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愿将私宅、私车捐为公有，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因为我有工资生活，其余钱交给救济总会使用，也能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1951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宋庆龄被大会一致选举为主席。在大会上发言时，她激动地说：“这个会的成立很重要，保卫儿童的事业是伟大的。”此后，她一直对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从思想上给予指导，从物质上给予支援。她把《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的稿费，全部捐赠给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作为儿童福利基金。

为救异国友人捐出母亲的婚服

20世纪40年代初，日裔美国人有吉幸治曾经跟随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持抗日战争。由于宋庆龄与史迪威的关系很好，有吉幸治同宋庆龄也自然就有了一些交往。

1951年，美国政府实行麦卡锡主义，制裁亲共人员，有吉幸治不幸被抓入狱。消息传到北京，宋庆龄焦急万分。她立即决定要尽最大努力去帮助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当时两国关系正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尽管那时宋庆龄已是国家副主席，但依然无法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帮助有吉幸治出狱。无奈之下，她将身边的一套珍藏多年的纯手工的价值不菲的绣服，托人带到美国交给有吉幸治的家人，希望他们将这件绣服变卖，所得钱额用于支付聘请律师的费用。

这套绣服是宋庆龄母亲的结婚礼服：一件上衣和一条裙子。当时宋氏三姐妹中母亲最喜欢二女儿宋庆龄，但她坚决反对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后来婚姻既成事实，宋庆龄主动与父母亲近，以补赎歉疚之情。一段时间后，家里也就承认了她与孙中山的婚姻，还送了一些陪嫁品。陪嫁品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套绣服，所以宋庆龄很珍视它――因为这是她的家族承认她与孙中山婚姻的一件珍贵证物。既然这套绣服对宋庆龄如此重要，可为什么她还要把它捐出去呢？捐别的财物进行援助不行吗？

宋庆龄的一生中，在经济上没有接受过家里的任何财物，孙中山也没给她留下任何财产，她完全靠自己的工资过日子。

当时，宋庆龄拿的工资是行政一级，月薪579元，是中国官员里唯一一个拿到这个高额工资标准的。当初工资定级时，、、刘少奇、宋庆龄等都是一级。后来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刘少奇等都是中共党员，于是主动把工资下调至三级即480元。宋庆龄当时不是中共党员，所以她的工资没动。然而，工资中的一大笔被宋庆龄花在外事活动方面，原本国家每月应给她300元补贴，用于正常的外交开支，但宋庆龄从来没有领过一分钱，就连国家安排照顾她起居生活的保姆的工资，宋庆龄也始终坚持自己承担。上海的李燕娥跟了她52年，北京的钟兴宝跟了她也有几十年，她们这几十年的工资都是由宋庆龄个人来负担的，这就是宋庆龄为什么没有积蓄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这件宋庆龄身边最宝贵也是最有价值的绣服，第一次飘洋过海被送到美国，以解异国朋友燃眉之急而用。

有吉幸治的妻子手捧绣服，激动得热泪盈眶。但是，她没有把它变卖，而是一直珍藏在家中，直到丈夫出狱。

1970年，出狱后的有吉幸治受宋庆龄之邀，在离开延安20余年后，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把这套绣服放在箱子里带到宋庆龄的住处，深情地说：“在我遭遇不幸的日子里，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但这套衣服太贵重了，所以我要送还给您。”

宋庆龄说：“这东西我已经给了你，现在它属于你，我不能再收回。”

有吉幸治只好又把这套绣服带回了夏威夷。

有吉幸治将这件珍贵的礼物仔细地收藏起来，并把这段故事告诉了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儿子――小有吉幸治。同时，有吉幸治向宋庆龄寄来两大箱子名叫鹅掌红的鲜花。这是美国夏威夷的一种特产，当时中国还没有。宋庆龄非常喜欢这种英文名字叫“安多利恒”、代表吉祥如意的花。

宋庆龄事迹 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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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宋庆龄书信选编》收录了宋庆龄从1927年至1981年间的294封书信，记录了她与国内外政要、朋友、亲属、故旧的交往情况，从侧面反映了其政治观点、人生经历、社会实践、思想情感等。其中，不少书信在对待群众问题上，深刻阐述了为民、务实、清廉的思想。

为民情怀：“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前进，在这条道路上绝不回头”

出生于1893年的宋庆龄，与孙中山相差27岁，但革命让他们走在一起，共同生活和战斗了10多年。孙中山逝世后，在他的许多追随者纷纷背叛革命，走向人民对立面之时，这名伟大的女性，却始终继承他“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革命遗志，投身于为广大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革命事业，至死不渝。

1927年，对中国革命而言至关重要。号称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在这一年背叛革命，彻底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大革命宣告失败。是年12月，汪、蒋作出与苏联断交的决定，公然违背孙中山与苏俄紧密合作的临终遗愿。消息传来，正在苏联访问的宋庆龄立即推迟返国计划，作为对断交决定的道义抗议，并写信痛斥背叛革命的行径。在23日致信汪、蒋时，宋庆龄严词指出：“此举若实行，必将使中国陷入自杀性的孤立，阻碍中国的进步。对此，历史将追究你们的责任。”同日，在给蒋的信中，她庄严声明：“如果我决定回国的话，唯一的目的就是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前进”，“我在这条道路上绝不回头”，“我将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目前的血腥的反动派”。

铿锵有力的语言，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与劳苦大众一起革命到底的立场。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宋庆龄那颗因反动分子的背叛而义愤填膺的心并不寒冷，而是因革命的历史责任感而愈加坚定。

这种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斗争到底的情怀，是伴随宋庆龄一生的革命情感基调。阅读她众多的书信，可以体味其中所包含的三个层面的内涵：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

让我们来读一读1947年8月30日她写给《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孟长泳（c.y.w.meng）的信。信中她这样说：“人民是理智的，他们会去寻求真理……人民必将胜利。他们将在全中国赢得自己应有的位置。他们迟早会冲破枷锁，在全中国获得言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我们必须牢记，如果不给他们民主，他们有朝一日会起来把民主争取到手。”她深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写者。

在次年4月9日写给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信，她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信中她告诉尼赫鲁：“我们的人民，像世界各地的普通人民一样，有着不可摧毁的本质，有着一种绝不允许失败的伟大的内在力量。从长远来说，这将是拯救我们的东西。这就是为我们提供基础，使我们能奋起赢得自己的自由的东西。”字里行间充满对群众的敬仰，人民群众是她坚信的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相信群众，是宋庆龄在实际工作中依靠群众的基础和前提。1947年5月10日，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秘书胡卡姆夫人致信宋庆龄，邀请其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并发表演讲。由于事务繁忙，她未能成行。在《致胡卡姆夫人》回信中，宋庆龄对全世界的青年谆谆善诱，号召他们投身民族解放斗争，并告诉他们要紧紧依靠群众。她写道：“（青年）第一个责任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根本。根本必须深深地埋在人民的心里。第二，必须熟悉自己的根本，你们必须走到人民中间去学习。第三，你们必须和人民一同前进，捷径是没有的……如果你们和人民背道而驰，他们就会毁灭你们。他们是原动力……你们必须和人民完全配合起来，你们应该和成千上万的人民永远踏着同一步伐。”到人民中去、和人民一同前进，这就是宋庆龄依靠群众的方法论。

宋庆龄革命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群众。她在1943年6月16日写给美国上校弗农的信，敞开心扉，直抒胸臆：“让普通人提高素质、走向富裕、受到教育、变得高尚，这是我们唯一可走的道路。我们必须毅然决然、毫不怀疑地走这条道路。这是我们应当为之奋斗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已经被打败了。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是我们有权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在此，她深刻道出，“为了群众”不仅是革命事业奋斗的目标，更是成功的前提。

与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为民情怀始终贯穿宋庆龄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如其所言，这是不断前进的原动力。

务实作风：“由于我没有秘书，一切安排都由我亲自来做”

宋庆龄是个务实的革命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后，作为孙的助手，担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秘书工作。在革命生涯中，她先后组织发动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卫中国同盟”、“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尤其是长期致力于妇女解放和儿童救济事业，很多时候均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生动诠释了务实的精神内核。

宋庆龄的务实作风从她给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到“没有秘书”这一事实中可见一斑。1946年9月2日，在《致斯潘塞・摩萨》信中，她告诉他：“由于我没有秘书，一切安排都由我亲自来做”。1947年8月30日，在《致孟长泳》信中，她说：“我没有秘书，并且还要从事我的福利机构的工作。鉴于此，我没能及时答复你那些发人深省的提问”。言语之间透露的不是埋怨，而是务实风格。试想一下，作为革命领袖的遗孀、有着如此高声望的革命家，配备一个秘书，应该不是困难之事。

她长期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更将其务实作风展现无遗。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是宋庆龄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1945年12月迁到上海改为此名，1950年更名为中国福利会。据不完全统计，在全书294封书信中，提及这一机构多达50余次。1948年后，解放战争局势日渐明朗，美国援华理事会出于政治动机，决定终止对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长期支持。为此，宋庆龄一方面频繁写信给有识之士，利用其名望争取支持，1949年她密集去信的就有利尔泰德、克拉克・福尔曼、阿黛尔・肯辛格、玛丽・c・赖特、詹姆斯・贝特兰等；一方面部署在美另起炉灶，自力更生，做了大量卓越而艰巨的工作，使得中国福利事业并不因此而受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宋庆龄当选国家副主席，国务繁忙。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最熟悉、最钟情的人民福利事业上。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改革、计划、管理、人员配备、经费等方面均躬身实践、亲力亲为。1950年，仅就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改组她就给去信达8次之多。可以说，中国福利事业的继承与发展，与她的务实工作息息相关。正如她在1949年10月《致中国福利基金会全体职员》信中所写那样：“让我们谨记，每一天的辛勤劳动都使我们离光明的未来更近一步”。

为了把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传达给世界人民，宋庆龄还在建国初期亲自主持创办了《中国建设》英文版本杂志。她在此杂志创办过程中的务实作风，令人钦佩。其中有一个细节特别令人感动。《中国建设》第一期仓促推出后，宋庆龄不甚满意。她在1951年12月17日，致信该杂志社社长金仲华，专门就杂志改进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1）我想在封面上除印明第几期外，还应标明出版日期。（2）我了解，精品图片是很难得到的，但我希望以后能作出某种安排，使《中国建设》能优先得到所有可用的图片。（3）就整个杂志而言，我觉得它不够生动。（4）有些文章相当长。”一位国家的副主席对一本杂志提出了如此细致的意见！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她如此重视是由于杂志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自己务实的工作，全世界人民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有更全面、更美好的认识。

清廉高品：“上次在家当掉皮货的钱都用光了。”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奋斗终身，他们历经生死考验，追求崇高理想，始终清廉淡泊。宋庆龄就是具备这种高贵品质的其中一员。这可从众多书信中几处不起眼的地方得到印证。

1952年2月16日，在《致罗叔章》信中，她写道：“这次由北京送来的工薪金是比以前的数目大得多。这是不是包括我在上海住宅的杂用在内？对这点，我不明了。”对于不明的新增薪金，她很警觉。而对于自己的稿费和奖金，则向来是捐献出来，用于对国家建设有帮助的地方。比如1950年她将10万卢布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奖金全部捐献用于妇女儿童的福利事业。

1969年10月29日，在《致张珏》一信中，她请张珏将其1965年立遗嘱留给亲属、正存在银行的款项共3000元代为取出，“现在我需款使用，请代为全部取出”。动用了立嘱的款项，可见其平时并无多少积蓄，清廉之风扑面而来。

宋庆龄事迹 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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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陕西北路369号与南阳路转角处，有一栋建于1908年，两层半高、四面临空的英国式花园别墅住宅。住宅宽敞明亮，楼前绿树成荫，景致怡人，房屋建筑面积824平方米，园地面积1218平方米。这处房子的主人原是名叫约翰逊伊索的外国人，后被著名基督教牧师宋耀如(宋庆龄之父)买下，成为宋家花园。1918年5月宋耀如去世后，其夫人倪桂珍携子女迁居住于此。1949年，宋庆龄在这里创办了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邓颖超、许广平’廖梦醒等应邀来到宋宅参加托儿所的开幕典礼。同年11月，托儿所迁出，这里成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临时办公地点。1981年宋庆龄去世后，这所房子由中国福利基金会代为管理。目前宋家花园不对外开放。

上海孙中山故居

位于上海香山路7号，是一幢欧洲乡村式小洋房。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于1918年人住于此，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后，宋庆龄继续在此居住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重庆，1945年底，宋庆龄回到上海将此寓所移赠给国民政府，作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地。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并于1993年更名为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目前，毗邻故居还有一座欧式建筑辟为孙中山文物馆。文物馆共展出文物、手迹、资料三乏酴件；故居内的陈设，绝大多数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使用过的原物原件，并遵照宋庆龄生前回忆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原样布置。这座宅邸更具有历史意义。孙中山在此完成重要著作《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并在此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参加的第一次改组会议，酝酿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36年，宋庆龄约见中共地下工作者董健吾，托董将倡言“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重要信件转交和。宋庆龄还在此与美国医生马海德会谈，后安排马海德和爱德加斯诺赴陕北苏区考察，斯诺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

上海宋庆龄故居

位于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是一栋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欧式独院建筑。故居占地面积43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为一幢乳白色船形的假三层西式楼房，建筑面积有700平方米，楼前有宽广的草坪，楼后是花木茂盛的花园，周围有宋庆龄最喜欢的香樟树掩映，环境优美清净。宋庆龄于1948年底迁居于此，她生前曾表示，到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这个“家”就指的这里。现故居对外开放。故居内的陈设保持宋庆龄生前原样。楼下过厅墙上挂着徐悲鸿赠送的《奔马》国画，客厅背面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南面墙上挂着主席1961年来此看望她时的合影，客厅西面的餐厅里陈放着她个人生活经历中的重要纪念品和各国友人赠送的珍贵礼品。书房中收藏着孙中山先生演讲的珍贵录音、唱片和孙中山亲笔题字的遗著，还有中外图书四千余册。二楼是卧室和办公室，室内的一套藤木家具是宋庆龄结婚时父母送给她的嫁妆，沙发和茶几是孙中山先生使用过的。室内摆放着孙中山18岁时的照片和孙中山逝世前一年与宋庆龄的合影。二楼走廊里，挂着宋庆龄1951年接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时的照片。楼下车库里还停放着斯大林赠送的一辆“吉姆”牌轿车。

宋庆龄事迹 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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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是一片奇异的天空。唐朝天上飘浮的云朵也像今天这样，有时像一座山，有时像一匹马吗？北宋的天空下着怎样的雨，和明朝一样吗？那清朝又如何呢……我们的孩子对此充满了疑问，他们好想拥有一块魔镜，去观照这片神秘的天空，甚至能穿越时空。那时，历史绝不像教科书那样枯燥乏味，诗词歌赋成了他们交流的口语，历史人物就是一个个“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再也不担心因未知而缄默，再也不会因无知而妄说。其实，语文老师就能赐给这些孩子一块“魔镜”——我们的文本，我们的课堂。用语文去观照历史，那天空定如孩子们想象般神奇。

一、阅读历史奇迹，用故事还原历史

小学生都喜欢听故事讲故事，而历史在孩子眼里就是一场盛大的故事会。勤劳而又智慧的古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的奇迹，而这些奇迹经岁月的沉淀成了我们今天口津生香的故事传奇。把这些故事投入到语文，用通俗的语言还原艰涩的历史，给学生一个看得懂、有兴趣看历史真实面目的契机，既弥补了文本因篇幅有限言不能详、很难激起学生情感共鸣的缺陷，又让学生懂得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想象创作传递自我生命诉求，就这样，让我们的孩子感动于历史，幸福于语文；收获于历史，成长于语文。

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林汉达先生用故事诠释历史，为我们奉上了一道历史文化大餐《上下五千年》。它按历史顺序编写，涉及的时间从远古到清朝的鸦片战争前。根据史籍材料选择重要和著名的人物和事件，加以组织和裁剪，用通俗的现代语言写出来，不做过多铺叙和描写，基本上没有虚构。阅读其中一个个历史故事，就能使我们具体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多么的悠久，祖国的文化是多么璀璨。其实，细心的老师肯定会发现，在一到六年级（苏教版）教材中，凡与“历史”沾上边的文本约40余篇，其中有14篇出自《上下五千年》。所以教材编写者在五年级下册向孩子隆重推荐这本书，希望他们能读一读整本书。所以，我们为师者要善待这本书——与学生约定，鼓励学生制定翔实有效的读书计划：为它开专场的故事会；为它的“小书迷”们颁奖……

二、解密文化符号，用作品走近历史

文学作为文化的镜子见证文化的传承，而文学同样是时代的镜子，代表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内涵。一种文学样式能够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得到普及并能够流传和繁荣，是必须有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它必须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有一专家就对研究唐诗的学者提出一个看似不可理喻却又能付诸实践的要求，“试以数十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以示学者，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晚唐”，“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那是因为这个专家坚信，“唐诗宋词”们因赋予各自时代的特色，超越了它们本身的意义，成为各自时代的文化符号。解密这一个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就如同和那个时代对话，和那段历史交谈。

教材中选入了不少唐诗，有“初唐四杰”的作品，有盛唐时期李白、杜甫的作品，有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的作品，还有晚唐时期小李杜的作品……开明的政治、科举制度的兴盛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舞台，经济上国富民强，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开发，更为诗歌内容提供很多的素材——时代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透过这些烙上各自时代特色的作品，我们的孩子能感受到和平安宁、民族统一造就了诗歌豁达明朗、豪放自由的特点，动荡不安的社会又让诗歌的特点转向低沉忧思、悲愤凄凉。他们看到了一个政治开明、文化自由的王朝逐渐走向没落和衰亡。走进宋代词人李清照，阅读《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无忧无虑的生活折射出词人对自然对生活对青春的无限热爱。但当我们给孩子推荐阅读词人后期作品《声声慢》时，亡国之痛、丧夫之悲、流落之苦，词人一连串的悲惨遭遇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在那表面繁华、危机四伏的北宋末年和动乱不已、偏安一隅的南宋初年，出身官宦之家的女词人生活尚且如此凄苦，那生活在最下层的老百姓的生活又是何等的水深火热……

三、挖掘人文精神，用名人认识历史

著名作家秦牧同志在纪念同志逝世的文章里，热情洋溢地写道：“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些卓越的革命人物，他们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经历，各个以波澜壮阔的现代历史为经，而以他们个人和群众一起进行革命斗争的事迹为纬，织成了一幅幅灿烂夺目的锦缎似的长卷。”所以说，这就好比编著纪传体史书，挖掘这些伟人身上的人文精神，就如同站在这些伟人的肩膀上认识历史。

宋庆龄事迹 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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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位于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落成。国民政府决定于6月举行隆重的奉安大典。这时，宋庆龄正为抗议背叛孙中山的政策而流亡海外。

一

1929年3月，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宋庆龄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介绍宋庆龄的《略历》时，当局不得不半遮半掩地称其：“（民国）十六年秋出国赴欧，考察政治社会状况，现尚未归。”大会还委派宋子文专程赴德国迎接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在看来，这给了宋庆龄足够的面子，而且展示了自己不计前嫌的宽襟。可是，面对伸过来的橄榄枝，宋庆龄却丝毫不准备妥协。

启程回国前，宋庆龄发表了《关于不参与任何工作的声明》：

我将动身回国，参加孙逸仙博士移葬紫金山的典礼。他生前曾希望安葬在那里。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郑重重申，我将恪守本人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即：鉴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和行动，我宣布不再参加的工作。

因此，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清楚，此行我参加葬礼，绝不意味着，也不能解释为我对以前的决定有任何更改或转变。只要领导层继续与孙博士的基本政策背道而驰，我就绝不直接或间接参加的任何活动。

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学说的基本原则是：1.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2.与中国唯一真正的革命朋友苏联密切合作。3.实现工农政策。

她的一位兄弟（一说宋子文，一说宋子良）见到这样强硬的措辞大惊失色，担心会引起政府的恼怒和家庭中的不快。对此，宋庆龄斩钉截铁地说：“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

请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他企图通过这一举动，凸显他与孙中山的亲属关系（因为他娶了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从而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正统继承人，为反动政权的合法性增加筹码。当然，更理想的结果，是能把宋庆龄拉入他的阵营，那将给他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他在政治上获得全胜。于是，宋庆龄沿途均受到了隆重的迎接。

然而，当宋庆龄来到北京碧云寺，又一次看到孙中山的遗容时，心中却充满了悲痛和感慨。1925年在这里悼念她的丈夫时，她同她的家族、同是一致的。当时，她发誓要捍卫和推进孙中山的事业。仅仅4年的时间，她的家族和中的许多当权者，已被她斥为孙中山的叛徒。她万万没有想到，继承孙中山的事业会是这样举步维艰。现在，她又回来了。面对孙中山，她咬紧牙关，决心不论多么艰难，也要毫不动摇地沿着这条满布荆棘、血迹斑斑的道路走下去。

抵达南京后，宋庆龄参与了对孙中山的家祭，引领孙、宋两家家人行礼；她还作为最重要的角色出席了奉安大典。在这两次仪式中，她都注意“使自己站立的位置离开别人，甚至她的家属”。她称这次奢华的仪式“是为我们的希望和牺牲所行的葬礼”。由此，可以想见她对大革命失败结局的刻骨铭心。

奉安大典举行后，宋庆龄不顾人们的挽留，在6月1 日当晚，便同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返回了上海。

二

为了努力把宋庆龄拉到的阵营中去，6月17日，宋美龄专程到上海来请她去南京参加三届二中全会。对此，宋庆龄拒绝了。而就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人民团体组织法》，禁止一切反对“三民主义”（按照一派的解释）的言论及行动，规定所有团体均须服从政府。这实际上是彻底取消了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在整整两个月中，宋庆龄闭门谢客，保持沉默。而此时，“国际反帝大同盟”正准备在德国举行第二次会议。

8月1日，宋庆龄应邀致电“大同盟”，发表了对政权的尖锐谴责。宋庆龄指出：“反革命的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宋庆龄在蒋家王朝的心脏这样大张挞伐，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英文报纸不愿意蒋政权找它们的麻烦，都选择了对这份电报不予发表。中国报纸更是装聋作哑，唯恐惹祸上身。报纸不登，于是就有爱国者把电报印成传单在街上散发，但所有这样做的人都被抓了起来。有一次，这传单被人从南京路先施公司大厦的屋顶上撒下。美国作家古尔德说：“要不是受到镇压措施的干扰，她这一炮将在全国得到响应。”人们对宋庆龄的处境深表担忧。宋庆龄却说：“自从我发了电报以后，心里感到痛快多了。我必须表白自己的信念，至于我个人会遇到什么后果，那是无关紧要的。”

的殷勤和讨好，换来的是公开的不留情面的谴责。终于按捺不住，决定改用威胁的手段向宋庆龄施加压力。他选择戴季陶充当发出挑战的使者。这实在是一枚最合适的棋子。

戴季陶曾经是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他是同盟会成员，1912年起任孙中山的秘书，直到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孙、宋在日本结婚时，他是参加婚礼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国人中的一个。戴季陶很受孙中山信任，也是孙氏夫妇的私人至交。他曾参与发起组织共产党，后来以左派而闻名；孙中山逝世后，他又摇身一变而成为极。他篡改孙中山的理论，被尊为权威的理论家。当时，他任中央执委、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8月10日，戴季陶夫妇来到他们极熟悉的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专程拜访宋庆龄。一场好戏就此拉开大幕。

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戴季陶起身告辞。宋庆龄立即亲自用英文整理了谈话笔记，并于10月20日在燕京大学学生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发表。

在这篇谈话中，宋庆龄选择的论点和口气都是针对的，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戴季陶是奉命而来的。通过谈话，宋庆龄光明正大地、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她在各项基本原则和当前问题上的态度和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在这次谈话中的每个观点都明确地来自孙中山的想法。我仅举一例：谈话中曾讲到军阀靠搜刮民脂民膏迅速致富的事实。看上去这似乎是即兴而发的议论。然而，对照孙中山副官马湘的一段回忆，我们就可以发现孙宋夫妇之间心灵的相通。马湘记得：1916年在上海时，“有一次，我跟随先生步行至愚园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对我说：‘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孙中山的观点同宋庆龄与戴季陶谈话中的议论何其一致！

宋庆龄的谈话使人民看到，真正继承了孙中山事业的正是孙夫人；为首的，则是不折不扣地背叛了孙中山的思想。埃德加・斯诺当时写道：“孙夫人由于坚持她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为她的信念而作出牺牲，使她比其他任何一位革命家更受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热爱。”爱泼斯坦也说：“ 即使是怀疑论者，甚至一些敌人也敬佩她的原则性和勇气。”

对于如今坐在自己对面的戴季陶本人，宋庆龄很是看不起，也不再把他当成朋友。在她的眼里，戴季陶只是的鹰犬。

在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所著的《宋家王朝》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个情节：在戴季陶和他的夫人离开时，这个老头转过身来，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他是个神经质的人），嚅嚅地吐出句恶意的道别话来：“如果你不是孙中山夫人，而是别的什么人的话，我们会砍掉你的头。”宋庆龄微微一笑答道：“如果你们真的像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革命者，你们尽管砍掉我的头好了。”不论这个情节是否真实，所存谈话记录中透露的杀机已是十分明显了。

在宋庆龄8月1日措辞激烈的电报公之于世之后不久，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国际反帝大同盟第二次会议，会上宋庆龄再次当选为名誉主席。的这一口恶气实在难以下咽。

三

1929年9月21日，宋庆龄又一次离开了看不到一丝曙光的祖国。她登上一艘法国邮船，由上海前往法国马赛。

孙中山遗孀的再度出国，使刚刚办完隆重奉安大典仪式的十分尴尬。孔祥熙代表官方对新闻界解释宋庆龄出国的原因：“孙总理奉安后，曾寄一照片至法国，交公司制铜像，定价十万元，已付定洋两万，近驻法代表来电，谓该公司所制之像，与原照略有走样，故孙夫人躬往料理，孙夫人或将长住法国。” 孔祥熙是一个拙劣的演员，经常会“穿帮”，这一次赶上难演的角色更是吃力。他短短的一段话里有多少漏洞，我们似乎都没有必要去费笔墨了。

宋庆龄的确在法国马赛上了岸，但她立即转乘火车，回到了德国柏林。

上世纪90年代末，爱泼斯坦曾经特别强调地对我说：“在对宋庆龄的研究中，你要十分重视《广州脱险》和《与戴季陶的谈话》。宋庆龄只写过这样两篇带有自传意义的文章，而且都写在她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

《与戴季陶的谈话》曾被译为中文，刊载于1929年12月12日的天津《大公报》。此后的各种版本，大多以此为蓝本。

宋庆龄所以看重这篇谈话，还因为这是她的一个政治宣言，集中表达了她对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的想法。这篇谈话的重要和精彩，使得爱泼斯坦和西格雷夫都在自己写作的流传甚广的传记中一字不漏地原文照录。

宋庆龄事迹 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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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孙夫人：

我非常恭敬地写这封信给你。因为我对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请求。

也许你知道我十分关切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为了这种相互理解，我已经用多种方式努力了许多年。为了进一步推动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理解，我觉得现在也许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创作一个剧本，剧本将用广泛的人性的观点描述孙逸仙博士革命的一生对中国人民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剧本写成以后可以拍成一部伟大的电影。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请求你同意由我来写这样一个剧本。我想让你知道我会怀着对孙博士及其革命的一生极其崇敬和钦佩的态度来完成这个任务的。我想让我国人民真正地了解他，深深地敬仰他，就像敬仰我们的林肯一样。但我不敢擅自作主写这个剧本，也不敢在剧本写成以后将它搬上银幕，除非得到你的允许，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还需要你的合作。

你能来信坦率地谈谈你对这个设想的看法吗?如果你大体上同意的话，我会再写信告诉你所有具体的计划，供你进一步考虑是否同意以及提出你自己的建议。不过，在我让你花时间考虑具体计划之前，我需要你对这个设想本身做出赞成的答复。

你诚挚的珀尔・巴克

信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写于1946年2月15日，末尾有珀尔・巴克的亲笔签名，信纸上标有“宾夕法尼亚普凯西”字样。档案原件现藏于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珀尔・巴克(1892--1973)，即闻名遐迩的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她出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从小随传教的父母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曾在金陵大学等地教书，同时进行文学创作。1938年因创作《大地》一书“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此她以写中国题材的小说而蜚声世界。她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许多人看了赛珍珠的书后，开始关注中国，关注中国人民。1935年赛珍珠回美国定居，但她一生对中国始终有着特殊的情感，称中国是她的第二祖国，一直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尼克松称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文明的人桥”。

赛珍珠是宋庆龄结识的国际友人之一。对宋庆龄一直非常钦佩。她曾对人说，孙中山逝世后，其革命理想在他的遗孀身上发扬光大，并将宋庆龄誉为“中国道德的化身和中国民主前景的象征”。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赛珍珠曾积极配合宋庆龄，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保卫中国同盟”的目标是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宋庆龄邀请了许多中外著名人士作为共同发起人，赛珍珠便是其中之一，并因此成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名誉会员。正是从那时起，赛珍珠在美国开始通过各种机构为战争中受害的中国人募集医药物资和资金，并以自己的影响力组织“希望之书”运动、成立“紧急援华委员会”。她向美国人民呼吁：中国人民值得我们所有人的尊敬，他们对得起提供给他们的每一分金钱和物质援助。我们美国人必须通过各种机构全心全意地帮助他们。1941年赛珍珠接受了“美国联合援华会”主席一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500万美元援华抗战筹款运动，被中国政府授予绿宝石勋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收到的美国援华物资中就有赛珍珠的一份功劳。

赛珍珠致信宋庆龄是请求允许她写一部关于孙中山的电影剧本，并拍成电影，以“进一步推动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理解”。成名后的赛珍珠除了继续写作外，十分关注中美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并积极采用多种方式促进相互间的文化交流。赛珍珠的第二任丈夫理查德・沃尔什是《亚洲》杂志的主编，赛珍珠也在《亚洲》杂志担任编辑和组稿工作。《亚洲》杂志自赛珍珠夫妇接手以后，就一直力图展示真正的亚洲文化，参与讨论亚洲问题，成为当时美国民众了解观察远东问题的一个窗口，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亚洲》杂志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多视角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壮举，从道义上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安排下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并据此撰写的《西行漫记》，便是首先在《亚洲》杂志上刊载的。《亚洲》杂志不仅大量刊登西方记者对中国的采访报道，也登载大批中国名人如鲁迅、老舍等人的作品。宋庆龄在抗战期间也先后为《亚洲》杂志撰写了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儒教与现代中国》、《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等等，这些文章对美国及国际社会更全面地了解和支持中国抗战，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赛珍珠对孙中山素怀敬仰。她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其间正是中国大动荡和大变革的时期，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给赛珍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1年赛珍珠在美国创立“东方与西方文化协会”，一方面以举办各种讲座、制作广播节目等方式介绍各国的文化，另一方面通过具体的教育交流项目来促进东西方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东方与西方文化协会”在成立华盛顿分会时，赛珍珠特地选在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举行，在成立大会上，她指名要一位中国作家以“孙逸仙博士与现代中国”为题作演讲。1944年3月12日，“东方与西方文化协会”还在纽约举行孙中山逝世19周年纪念大会。赛珍珠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盛赞孙中山是中国最伟大的共和英雄，是为自由捐躯的斗士。纪念大会前，她还特邀宋庆龄为这次活动作广播演说。宋庆龄为此专门精心准备了讲稿，虽然当局对讲稿的内容大为不满，但宋庆龄仍坚持在3月12日晚11时16分，通过重庆国际广播电台向美国听众发表了题为《孙中山与中国民主》的广播演说，阐述了孙中山遗嘱对于当今中国的意义。

赛珍珠提出写电影剧本的直接起因是，1942年中共中央派表演艺术家王莹与谢和赓到美国开展统战工作，临行前，曾要求他们请宋庆龄给赛珍珠写信介绍中共代表。王莹到美国后，受到赛珍珠的热情接待。1943年赛珍珠聘请王莹为“东方与西方文化协会”的中国戏剧部主任，王莹和赛珍珠共同商定编写、排演《孙中山传》的计划，由赛珍珠任编剧，请金山扮演孙中山、王莹扮演孙夫人，并由“东方与西方文化协会”向美国国务院申请，让扮演孙中山的金山来美国。后来因为金山没能到美国等原因，演出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二战结束后，赛珍珠为弥补当年的遗憾，于是给宋庆龄写信，希望宋庆龄允许并与她合作完成剧本的创作，并进而搬上银幕。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封信。

宋庆龄是否同意了赛珍珠的请求?又是如何答复的?笔者没能找到宋庆龄给赛珍珠的回信，但从宋庆龄1956年11月27日致的信里发现了答案。1956年全国筹备纪念孙中山90周年诞辰，宋庆龄也协助了部分筹备工作。纪念活动后不久，宋庆龄向致函建议道：

从这次筹备纪念的工作中，可以看到中山先生的坚毅无私的革命精神构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动人的事迹。我个人的想法是：可以把这种事迹编成一个故事作为国内外的宣传。我建议用这个题目编制一部电影，挑选最优秀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等来进行这项工作，使这部电影有吸引力而对教育青年和建设社会主义发挥其积极性……10年前，当我在重庆的时候，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曾来信征求我的同意，编写一部关于中山先生一生的电影。那时我复信说中国内战未息，还须等待机会。

由此推断，当时宋庆龄的回信是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婉拒了赛珍珠的请求。虽说宋庆龄拒绝了赛珍珠。但对编写一个剧本拍一部宣传孙中山电影的想法，宋庆龄与赛珍珠是一致的，所以才会有10年后宋庆龄对的提议。

宋庆龄事迹 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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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在20世纪的中国可说是囊尽显赫，历尽辉煌，无论是对政局时段的影响，还是对形势走向的左右；不管是对各有抉择的政党，还是对扑朔迷离的历史，可以说都起着相当不一般的作用。

可是，若从另一个角度看，同出一门的骨肉至亲，血脉黏连的姐妹兄弟，却在岁月的行进脚步中多次反目成仇，甚至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这，不管从宗亲观念，还是从血缘情感来说，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我们都知道，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这位严厉中蕴涵着慈念的父亲，生前是多么希冀自己的子女相濡以沫，相互提携……宋耀如经营他的宋氏家族，启用中西文化的混和元素可说达到了苦心孤诣程度既按照中国深远的伦理结构；也依据西方博大的自由情愫；更糅合了信仰中的基督理念……布局、渗透、教诲、感化、煞费苦心，而经过多种元素黏连起来的家族居然在他撒手西归后几年就开始仇念相向。直至今天，经宋耀如设计的八口之家归宿地――宋氏墓地，早年预留的八处穴位，至今尚有五处枉自处于待守状态……

再说宋耀如的妻子倪桂珍，在女儿们成长的各个时段，她都时时不忘教导且反复叮嘱女儿们永不剪发。于是宋家姐妹个个恪守母训，一直都梳着长发。一种训导，带着慈母的心声，带着慈母的情怀，当然地具有着天然的渊源凝聚力，行使起来也就会具有强大的催化力。宋氏姐妹都不会疏忽母爱，但，也只能在留发这一个环节上维系着遵从母训的形式，却不得不因为政治选择上的歧见或者做人做事上的风格裸呈，最终使得显赫的女儿们各拥旗帜，不顾亲情。

按照我们历来所受到的主流教育而获得的认知：宋家兄弟姐妹的反目是因为他们分别所坚持的政治理念不同，所谓“分别选择了光明或黑暗的道路……”说法，当然是基于政治阵营而派生出来的一种定论。其实，认真客观深究起来，宋家第二代精英们，他们之间所发生的矛盾碰撞，并非仅仅源于政治原因，也就是说，除了宋庆龄和她的姐妹和弟弟们所普遍造成的对峙外，其它或爆发或掩掖的种种矛盾仍然并不鲜见。就拿宋家大公子宋子文来说，即使是服务于同一个阵营，却和自己的姐姐宋蔼龄尤其是姐夫孔祥熙多有摩擦以至于形同路人，甚至在告别人世之际，彼此都未能取得谅解……

宋蔼龄：大姐大的地位近乎铁定

对大多数国人来说，宋氏二女儿宋庆龄和三女儿宋美龄也许更受关注。而她们的大姐宋蔼龄比较起来似乎不像两位妹妹那样引人注目。其实，不管从个人的意志力还是从根本的综合能力来看，宋蔼龄应该说都十分优秀。由于我们长往以来都接受着“宋蔼龄爱财，宋庆龄爱国，宋美玲爱权”这的几句定论式的思维，这种思维势必有形无形地影响着我们的判断，于是，对宋家姐妹一褒两贬的格局早早定型。

宋家的第一个女儿，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留美的女学生，更是中国第一个能直接与美国总统对话的中国女子……这些，无疑都给宋蔼龄撑足了脸面。至于在与美国总统对话时显示了直率犀利的话语锋芒，导致西方媒体齐齐关顾，已经不需要再去渲染了。

宋蔼龄原本就是一个有追求且有生活目标的人，早在回国之初，当她坐在父亲身边亲自目睹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她的人生观和意志力都被彻底激发了，接下来她的表现的确可圈可点：她出任孙中山的秘书，把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随孙中山北上和袁世凯签订“协议”，较早就窥破袁氏的阴谋；随“下台”的孙中山四出考察修铁路，霭龄表现了一个女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旺盛精力和体力，她甩掉了平素穿的高跟鞋、长裙子，换上了平底胶鞋、美国牛仔裤，显出一种罕见的潇洒和干练……

宋蔼龄的学识、胆略和眼光和她那特有的干练性格特点相糅合，造就了一个预见性与操控性兼顾、干预性和征服性齐备的大家女子。这一特点，铸造了她宋家“大姐大”的铁定地位――甚至在她出嫁以后，仍然能对宋家一干大事小事发生重要影响。这一点，就连宋庆龄都非常佩服，比如她早就对外国记者说过：如果大姐是个男人，早就没有委员长什么事了……

事实果真如此，她和孔祥熙结婚以后，双双追随孙中山革命，而在一度下野回到山西，她就更显出运筹帷幄乃至呼风唤雨的本事：从振兴家业到刷新恒振学校；从结识当地政要到力促丈夫重返政坛，并在政府里长期位高权重，从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一直到行政院副院长以至院长，多年操纵政府财政大权，成为蒋氏政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

于是，在外国人笔下，宋蔼龄就成了这么一个人物：这个在政治舞台上极少出头露面的人物，才是宋氏家族崛起之后的真正领袖，只不过她是通过指挥她的弟弟妹妹和丈夫而操纵国家大计的垂帘者。这个既受过西洋教育又深谙中国人情世故，善于结交三教九流又手眼通天的女强人；这个外表温文尔雅但却工于心计、善于经营、财运亨通的大富婆，有着一条非常值得玩味、值得深思、值得借鉴的人生轨迹……1973年10月20日宋霭龄以85岁的高龄在纽约逝世时，《纽约时报》以极简洁的文笔这样概述她一生：“这个世界上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昨天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妇女，是世界上少有的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敛财的最有钱的妇女，是介绍宋美龄和结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话的创造者，是使宋家王朝掌权的设计者。”

一句话，宋家“大姐大”的地位不管是先天配备还是后天制造，毕竟是铁定的。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蔼龄自从把庆龄推荐给孙中山接替自己担任秘书，直到传出和孙中山发生婚恋后，就几乎处处和庆龄作对。于是坊间就曾经一度盛传她对孙中山早就有意而孙中山对她不屑一顾，因而对二妹与孙中山的婚姻一直耿耿于怀，从此扮演了对二妹庆龄既显手足之情又同根相煎的两面人，甚至还亲口传谣“宋庆龄和陈xx私奔莫斯科结婚”……

所有这些，因为缺乏确凿资料，也没见当事人的事后回忆或者陈述，所以笔者认为，上述只能当成文人墨客的“合理想象”，不必为证。

――然而，宋家姐妹之间的恩爱情仇表现得总是那样激烈。

庆龄的婚姻：只有美龄一人支持

宋氏姐妹小时候异常亲热，尤其是庆龄和美龄。1908年，16岁的庆龄和11岁的美龄结伴远赴美国，进入威斯理女子大学，和先几年到这里求学的大姊宋蔼龄重聚一起。可以想见，在异国他乡喜相逢，三姐妹有什么理由不感慨万端?相拥而泣?尤其是第二年大姊霭龄就毕业回国。于是失去了呵护和照顾的庆龄和美龄就更加相依为命了。年龄稍大的庆龄一下子便成了妹妹的庇护人，因而相应变得成熟老练；而出于对二姐的仰仗和信赖，美龄在异国的最早几年里，性格依然活泼开朗，脸上时时焕发光彩……

身在异国的小姐妹绝对不可能忘记：1912年春天，家里给她们寄来的一份特别珍贵的新年礼物，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面中华民国国旗。父亲在信中欣喜地告诉正在异国求学的女儿，这一年的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了!父亲还颇自豪地

向她们描绘了民国成立仪式上孙中山宣誓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庄严时刻……于是她们得知，父亲和母亲，还有大姊都十分幸运地出席了这一历史盛典。

姊妹俩当即把从祖国寄来的新国旗挂了起来，情不自禁地凝视着，抚摸着，并时而洒泪拥抱，时而跳跃欢呼。或许在她们还算稚嫩的心灵里还没有多少关于“革命胜利”和“封建帝制”的概念，但她们从小就依稀知道，父亲和孙叔叔他们都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而长年奔劳奋；她们当然看到过包括孙叔叔在内的许多叔叔们在自己家里一次次开会，一次次策划……

接下来就是庆龄学成回国――说是回国，其实也只是回到日本而己，因为那时宋家和孙中山都因为革命受挫，而逃到日本。回到日本后的庆龄很快就接替蔼龄姐姐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而叫人更加想不到的是，担任孙中山秘书不到一年就传出两人恋爱。庆龄不顾父母以及几乎所有亲朋的反对，以类似“私奔”的形式，独自再次奔赴日本，于1915年10月在东京与孙中山举行婚礼。

值得一提的是，二姐庆龄和孙中山恋爱直至结婚，有违了父母的意愿，也招来姐姐蔼龄以及绝大多数的亲朋反对，惟有远在美国的美龄，不但对二姐表示理解，甚至还对二姐惊世骇俗的行举生出了几分佩服。小妹的理解支持，使得庆龄在令人闷憋的议论压力下终于感受到了一丝慰籍，就这样，由于婚姻的纠葛引起的家庭纷争，使得庆龄和美龄之间的关系反而变得更亲密了

所以中国福利会第一任秘书长李云在介绍宋氏姐妹的关系时说：宋庆龄一直都非常喜欢宋美龄这个小妹，她们在美国时，也相当照顾她，回国后关系也不错。可自1927年宋美龄嫁给后，由于政见不同，两个人的关系有所淡漠。1937年12月，宋庆龄到香港，小弟子安来看望她，并告诉她，前一天，美龄来过香港，全家坐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宋美龄要求大家，以后有什么事就不要告诉庆龄了。应该说，在西安事变前，蒋家开会，小孩是不回避的，所以孔令侃经常将一些事情告诉二姨妈。但从此以后，家里人对庆龄就进行消息封锁，只有子安还经常和二姐通通消息。庆龄私下曾经也说过，由于政见的不同，姐妹之间的感情，有时甚至不如要好的朋友……

李云从1952年到1978年，应当时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的邀请，经组织调动，担任了中国福利会第一任秘书长。她对宋氏姐妹的恩怨细节都有了解。

在反对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中，应该说首推大姐宋蔼龄最激烈。

宋霭龄始终是充满行动能力和操控能力的人，在反对庆龄爱情的战役中她很快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就连当初给了她宽松环境的父亲在她的游说下也开始激烈地反对庆龄。接下来蔼龄还纵容父亲宋耀如从孙中山身边带走了庆龄。事实上，回到上海后的宋庆龄是被软禁起来了。

而为了彻底摧毁孙宋婚事，宋霭龄还出面为庆龄介绍了名门子弟，甚至在没经得庆龄的同意下擅自宣布了庆龄订婚的消息……

――接下来的故事已经是众所周知：宋庆龄在女仆的帮助下逃出了家门，东渡日本投奔孙中山。并出现在1915年10月25日的婚礼上……

宋霭龄无法原谅妹妹的行为，她坚持派人到日本追回庆龄，但是，这种做法被宋耀如否决了。宋家大姐和二姐，从此以后裂痕开始。

美龄婚姻：蔼龄力挺，庆龄抵制

庆龄和她的姐弟意见相左最终导致反目，从时间顺序来看，最初并非在政治理念和政治道路的选择上，而是在妹妹美龄和的恋爱问题上。

对宋美玲最早相遇在1920年的上海，那时宋子文在上海莫里哀孙中山宋庆龄家里举办社区基督教晚会，就在这里首次一睹美龄芳容，之后是一见钟情，蒋当即决定对这位美国学成归来的“新女性”展开攻势，不惜一切追求。

那时候孙中山不但还健在，而且正沉浸在“10年幸福婚姻”(1915年至1925年)中。有资料表明，在追求宋美龄的过程中，曾经于1923年在广州向孙中山征求过意见，并称他已和元配毛福梅(即蒋经国的生母)离异、与姚怡诚断绝关系，但并未提及他才新婚一年的陈洁如。孙中山既表示了“婚姻自由，全在当事人”的意思，又答复蒋说，他将和妻子宋庆龄商量此事。而当时贵为“第一夫人”的宋庆龄，却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意见，而且反应颇为激烈，态度十分坚决。她对蒋的印象极差，据传宋庆龄甚至说出了“宁可看到美龄死也不愿看她嫁给”之类的话。

而在我们所看到的主流的有关传记中，宋庆龄的反对意见多罗列了的种种“劣迹”，有人从当时全国形势看，北伐形势大好，需要政治靠山；有人从个人看，那时他在内排列并不靠前，需要国父这层裙带关系；还有人说孙中山的身体那时已经表现出病态，想趁早缔结关系，以便早日作为“接班人。”

其实有些说法显得相当牵强，那时不可能有人预知国父仅能活50多岁，而即使孙中山之后，也远远没有轮到蒋氏。今天看来，种种说法应该都属于形势发生变化以后而定位的某种宣传口径。

至于断言追求宋美玲是“一种政治需要，全无爱情成份”是否客观?笔者将另外撰文进行分析，这里暂不细表。但依据种种不断解密的材料，笔者认为追求宋家小姐，应该视为异性之间正常的现象。而每个人对他看法不同，当然也是正常不过的。

对美龄的婚姻问题，宋家当时召开了相当民主的家庭会议，在会上表现为对峙状态的主要是大姐蔼龄和二姐庆龄。母亲倪桂珍和哥哥子文最先也反对，但他们的态度都呈一种“可以商量”的余地――比如倪桂珍仅仅嫌并非基督徒；宋子文也略约看不惯一介武夫的鲁莽行举。

但在宋蔼龄的眼中，和蒋氏结亲实在是大大应该。这表现了她对的地位、实力、前景的把握和预测是独具眼光的。在大姐和二姐的较量中，应该说最后是大姐全盘获胜，宋蔼龄通过“权衡法”和“比较法”，很快就说服弟弟宋子文；之后又通过和“斡旋”，最后以蒋氏接受基督教义为条件，赢得了宋母的接受。

在亲爱的妹妹的婚姻问题上，一直坚持己见，不容妥协的宋庆龄，最终成了一只“孤雁”……

就在宋庆龄带着亡夫之悲的心情流浪苏俄的几个月里，时年30的宋美玲和年届40的，终于在繁华的上海大华酒店举行了旷世罕见的奢侈婚礼。而身在异国的庆龄，只能踱步在红场上，暗暗为妹妹祈祷……

宋蔼龄在妹妹的婚事上大获全胜后仍然对庆龄不依不饶，甚至还放出风声，说宋庆龄此次远走苏俄，是和陈友仁“私奔”……

至此，宋蔼龄几乎已经沦落而成市井泼妇，就连宋美玲也看不过眼地说：毕竟是一母姐妹，大姐何以去传此话?

宋蔼龄是1973年在美国纽约病亡，美龄在数日之后才匆匆远赴送别，而宋庆龄身处“”期间，连一封唁电也没有发出。

1981年5月2 2日，宋庆龄病情恶化，中国政府当即授权中国驻美大使馆，及时地将相关消息转告从1975年起即长期旅居美国纽约的宋美龄。

此信息很快就被美国的媒体关注，通过媒体渠道正式后，一直处于热门的有关宋氏姐妹的话题，更引发报界转载和市井谈论。当然这更会使香港等地的观察家进一步关注在二姐将要谢世这个生死离别的特定时刻，宋美龄这个同辈人中唯一的留守者，会不会摒弃几十年来因政治选择不同并夹杂着种种抵牾情绪而带来的断讯绝音，走出超越于政治、信仰，回归于亲情血缘的一步呢?

宋庆龄事迹 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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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江山变幻了模样，它依然还挺着那袭青砖灰瓦的风骨，守着那些藏于繁花深处的风雨跌宕。

人们一提起它，会自豪地说它是这座城市的镜子，纵然历史在它深邃的眸中千帆过尽，它却为历史铭刻下独一无二的沧桑，以及，这座城市不曾弯曲的脊梁。

如果在重庆做一个问卷调查――山城最美的街道是哪一条，我想，中山四路的票数一定能进入三甲。以孙中山先生名字来命名的道路，在全国各大城市比比皆是，但是位于重庆的这条大道却很特别：它不仅是重庆市政府的所在地，也是一条重庆近现代人文历史的长廊。当你沿着中山四路缓缓前行，无数历史遗迹也就变得触手可及，从桂园到特园，从周公馆到戴公馆，那些老故事似潮水般涌来。但是，纵然你一路追寻、倾心回忆，它总还藏了一部分秘密，让你不得不一去再去……

新街道，典雅得如

同电影中的镜像

从上清寺转盘下车，徒步进入中山四路，看着绿树掩映的青砖灰瓦、弯曲的拱门以及欧式街灯，心倏然转静。道路旁店铺的招牌风格统一、规范而整洁，透出雅致朴实的韵味。从2008年开始，重庆市政府便着力进行主干道综合环境整治工程，中山四路无疑是市区所有改头换面的街道中最典型的一条，也是最成功的一条。改造后的中山四路，临街建筑外立面为灰色，辅之以大块的青石仿古面砖勾勒墙角，整个街区的建筑色彩层次分明，显得朴素而清雅。中山四路过去坑洼不平的人行路面，如今也因为重新铺设了透水砖而变得平整、安全和舒适。

作为历史街区，中山四路承载着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诸多重要文物，也是中国抗战文物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重庆人珍视历史，故而在改造恢复街区时，除了完整地保留文物遗迹的历史面貌外，还结合了地域建设的特点，将沿街的众多建筑改为青砖带瓦、拱窗拱廊的中西合璧风格。而这一风格，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条街道的原始风貌。重庆人“修旧如旧”的人文观念，让中山四路上所有被改造的和保留下来的历史建筑更加和谐，给人以整齐、古朴、大气的美感。

走入桂园，来到当初和签订《双十协定》的房间，屋中的摆设陈列如旧，即使是桂园这样一个典型的具有西式风格的公馆性建筑，重庆人在修复时也按照它们本身的风格进行打造。而进入戴公馆，你会惊奇地发现墙面、屋顶、地面、勒脚、壁炉，都做了加固和防风化处理，以求对屋中原有的元素尽全力保留。若走入周公馆，你还会看见天井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盆，各色花儿朵儿在绵绵不绝的雨丝中幽然绽放，别有一番景致――据说周公馆的天井里有一条秘道，可以一直通向防空洞直达嘉陵江边。若你到了周公馆，别忘了找找看那秘道究竟藏于何处。

其实，恢复中山四路的历史风貌，并不单单是将中山四路恢复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模样。抗战时期的中山四路，建筑比较凌乱，其中有的建筑遭受过日军的轰炸。而现在修复的中山四路，既沿袭了历史建筑风格，又让其保持着现代街区的整齐有序。也就是说，“恢复”讲究的是传承其“神”，而不是“照搬原样”追求形似。

在拆除沿街危旧房的同时，中山四路还专门兴建了绿化公园，园中栽植有黄桷树、小叶榕等绿色植物，辅栽杜鹃、茉莉、腊梅、玉兰等花木。当你穿过一座座具有抗战时期建筑风格的历史遗迹时，会同时领略鸟鸣幽林的自然景致。待雨停了，可寻一处小椅坐下，自品一丝闹市之中的空山雅趣，读一段70年前的陪都传奇。或许还会遇见一个练嗓的老人家，正咿咿呀呀唱着川剧。恍然间，便觉人生如戏，而这座城市的人生，更如川剧名段一般拥有绝代风华。

36号，

最传奇的门牌号

中山四路36号，现在是重庆市委大院所在地。熟悉重庆历史的人都知道，36号不止是门牌号那么简单，它还是中山四路这条人文大道的暴风眼，是重庆历史镜像中最浓墨重彩的一道光芒。中山四路36号，记录着重庆一个时代的风云。

1891年，重庆开埠，法国天主教和基督教卫理公会美籍牧师锐璞陆续在中山四路36号一带购置房地产，修建了真原堂等建筑。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期重庆新市区的建设和扩展，这里陆续兴建了高级公馆、住宅和别墅，逐步形成了德安里和大溪别墅区。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36号成为、宋美龄、李宗仁等军政要员的官邸。抗日胜利后，1945年8月，赴重庆与谈判，36号的2号楼和7号楼就是这一著名历史事件的见证者。

2号楼原为德安里103号，1936年由富商丁次鹤委托华西兴业公司建筑部设计建造，是在市区的惟一一处官邸。重庆谈判期间，这里是国共双方代表的主要谈判地点，正式谈判阶段的首轮8次谈判，就在这里举行。当年，与赫尔利出席的午餐，餐后，他们与作陪的张群、吴国桢、蒋经国等人步出2号楼，在门口台阶前站定，由美国《生活》杂志的记者拍摄合影，留下了毛蒋两人惟一的也是最具政治象征意义的一次正式合影。 值得一提的是，2号楼在抗战期间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征用给宋美龄使用，故而它还有一个别称――“美龄楼”。

宋美龄抗战居渝期间，积极推行新生活运动，组织收容难童和救济妇女工作，并经常向国际社会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暴行。2号楼作为宋美龄的居所，也就成为蒋宋夫妇经常进行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使温德尔·威尔基访华期间，蒋氏夫妇就曾在这里与威尔基见面。2007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传入中国的两张威尔基访渝的照片里，其中一张即是这里所摄。由照片可见，会谈后，宋美龄与威尔基言笑晏晏地步出2号楼，面部表情舒缓，在其后缓步相从。今天，站在2号楼下面的院子里，还能看见那株枝繁叶茂的大橡树――这株大橡树，正是由和宋美龄在当年亲手所植。

1949年重庆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进驻36号，邓小平、同住2号楼。根据历史记载，刚进城时由于房子紧张，刘、邓就起带头作用，两家人在2号楼挤着住，住二楼，邓小平住一楼，既是住家地，又是办公地。同住一段时间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小平是副主席，来请示汇报工作的人多，不方便工作，也确实太挤，两家就分开住了。在2号楼里，邓小平和指挥了成都战役、西昌战役，云南和西康的和平解放，直到1950年2月，两人才相继搬离。此后，在2号楼里居住的人则是传奇元帅。

中山四路的遗址遗迹，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进程，与遗址有关的不少人物和事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更彻底地重现抗战时期的重庆风貌，中山四路沿街的普通房屋也全部改造成与桂园、周公馆、戴公馆、曾家岩50号等建筑相似的风格。此外，重庆人除了对道路本身的打造，在上清寺及周边，也以青灰为主色调，以米色、驼色为轮廓点缀，通过坡屋顶、弯曲拱门、华丽灯饰等，形成了颇具重庆风格的“抗战文化一条街”。

宋庆龄事迹 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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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宋耀如与培文女子高等学堂毕业的名媛倪桂珍结婚,生有三女三子,他们便是名闻中外的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和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兄弟。宋氏家族对于近现代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宋氏三姐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被誉为上个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性。那么,这三位杰出的女性是如何被教导出来的呢?

宋家的孩子还在爬行和学步阶段,宋耀如就鼓励他们:“一步二步三步,好!跌倒了别哭,自己爬起来再走,好!一二一,一二一……”孩子们果然不哭,跌倒了爬起来再走。朋友们说他是“开孩子们玩笑”,宋耀如却回答:“老兄错了,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人生之路的第一步,将来在社会上闯世界,全靠这第一步呀!”

孩子们渐渐长大。有一天,宋耀如特地选择了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带着霭龄、庆龄、子文等人去龙华。他不让孩子们参观龙华古刹,却让他们丢开手中的雨伞,站在古塔下淋雨。宋耀如指着高高耸立的龙华塔对孩子们说:“你们看这座塔,千余年来不怕风雨,为什么?因为它基础牢固,骨架紧密。你们将来投身革命,就要从小打基础,练骨架。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比赛,围绕宝塔跑六圈,六六大顺!”宋耀如带头跑了起来,孩子们紧紧跟着父亲,有的孩子不小心在泥泞中跌倒了,却迅速地爬起来再跑,无一肯落后……

还有一次,姐妹兄弟玩“拉黄包车”的游戏,霭龄装作黄包车夫,庆龄扮成乘客,小妹小弟跟在身后又蹦又跳。正玩得开心时,不料“车夫”拉车用力过猛,双手失去控制,一下把“乘客”抛了出去。“车夫”愣在那里傻了眼,知道自己闯了祸;“乘客”又疼痛又委屈,满脸不高兴。这件事被父亲知道了,他慈爱地对霭龄说:“做游戏也要有分寸,'黄包车夫'可不光是使力气呀!伤了乘客还怎么拉生意呢?”小霭龄不好意思地笑了。父亲又笑着对庆龄说:“我们的'乘客'这样宽宏大量,这样勇敢坚强,真是了不起!”小庆龄受到父亲的夸赞和鼓励,一脸的阴云散去了。长大以后,庆龄真的成为一位既富有爱心和宽容,又意志坚强、面对邪恶势力敢于斗争的伟大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