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家乡的变化
作文家乡的变化 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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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既是举世闻名的世界风筝都，又是新兴的旅游城市。这里属齐鲁故地，山川秀丽，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与历史文化众多，手工艺品誉满中外，风味小吃颇具特色，城市建设别具一格，是一座现代化的中等城市。
您现在所处的地方是潍坊市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这里高楼林立，街净路宽，错落有致的新型建筑被郁郁葱葱的绿色所包围，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前面的这条“迎宾大道”是近几年才修建的北海路。由花草交织的绿化带隔开的六车道柏油路，宽广、平坦，来来往往的车辆秩序井然。红蓝黄相间的人行道边那碧绿的草坪和整齐的塔松，显示出一派盎然生机。您看到那一只只展翅欲飞的风筝了吧？别出心裁地用风筝做路灯，象征着潍坊的腾飞和展示着风筝城的骄傲。右边拐弯是东风大街，从这里可以直通老市区。虽然是老街道，但同样平坦洁净。。。
以前来过潍坊的朋友一定会惊讶这里的变化。据说以前的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垃圾路。路面很窄，坑洼不平，道路两旁除了垃圾就是违章建筑。“卫生死角”多多，一到夏天，苍蝇四起，臭气熏天。晴天尘土飞扬，雨天就变成“沼泽地”，真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墙上、电线杆上到处都张贴着广告，像一块块“牛皮癣”难看极了。。。
作文家乡的变化 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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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封信,我的理想,幸福是什么,给校长的一封建议书小家乡的变化，
火红的旭日刚刚透出海平面，给美丽恬静的大海抹上一层玫瑰色。家乡的变化，
最早出现的启明星，在这深蓝色的天幕上闪烁起来了。它是那么大，那么亮，整个广漠的天幕上只有它一个在那里放射着令人注目的光辉，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青蛙碧绿的身体上布满了墨绿色的斑点，白白的大肚子像是充过了气，一鼓一鼓的。催情剂网购电话：
春雨不停地下着，细细的雨丝织成了一张硕大无比的网，从云层里一直垂到地面上，远处黛色的群山，近处粉红的桃花，嫩绿的杨树，柔软的柳枝，都被笼罩在这张无边的大网里，这张网是春姑娘巧手织成的纱巾，盖在天地间，技在群山上。表姐刚来的时候，身穿一件方格衬衣，补了几块补丁，脚穿一双沾着泥土的白凉鞋，走路说话都不敢大声，我们都说她土里土气。可是现在，我们不敢说表姐了。你看她穿一件漂亮的上衣，一条紧身牛仓裤，一双锃亮的高跟鞋，脖子上戴着闪光的金项链，肩上披着长长的黑发，显得神气大方。回到家里又说又笑，像生活在蜜糖中一样。我心中的美好家园,感恩父母,福建省莆田
作文家乡的变化 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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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西陈，西陈有一条小河，说起小河，还有一小段故事呢！
以前的小河清澈见底，河里的水可以直接饮用，还有许多小鱼小虾呢！小鱼小虾在河里跳起了欢快美丽的舞蹈，请人们欣赏。可是现在，那条曾经美丽无比的小河，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光辉，变得混浊不清。那条小河里不在有活蹦乱跳的小鱼小虾，人们再也看不到美丽的舞蹈了，河面上飘着人们称之的“白色垃圾”。河妈妈正在痛苦的着，小鱼小虾在大声呼喊：“救命啊！你们不要再污染环境了！”
从此没有人来这里洗衣、洗菜，小河也不如从前美丽了。我真想对全世界的人说：“让我们不要再用塑料袋了，我们都来用篮子、环保袋吧！”
作文家乡的变化 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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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小土房已变成双层楼房;泥泞的乡村小道已变成漂亮的沥青路;乡亲们也已开始用煤代替了柴......
可我最想念的还是那条小溪，她是我儿时的骄傲,是我写作的常用题材,是我在同学面前风光的资本,也代表着我童年的快乐.
而现在,我拿着以往作文本站在小溪前,妈妈打也打不出来的眼泪怎么忍也忍不住.
以前,经常在平整的河滩上过家家.撑着一把大伞用岩石帮助它立在一块沙发大的突起的石块旁,把那当作床,躺在上面睡午觉,或是搬来干净的石头作''墙''来修房,还分成卧室,客厅,餐厅,厕所,厨房等等.有时带来锅,在河滩上煮马铃薯,渴了就喝溪水,甜甜的,在我们眼中，是最好喝的饮料......总之她是我们的天堂.
那水不仅孩子们喜欢,而且在全镇都是公认的好,全村人都靠着她生活,挑水回去喝,到河里洗衣,孩子在河滩上玩耍.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小溪对我们而言比她更重要，小溪有母亲的庄严又不失孩童的可爱．河两岸巍峨的大山衬托出小溪的清，亮，静，美．我不爱旅游那是因为他们组合在一起是我眼中最美的风景，有小桥，有流水，有人家，还有大山．我很庆幸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可没有料到一味享受,不思回报的结局竟是这样.
小溪中漂着许多塑料袋;两岸堆满了藕煤;曾经我们玩耍过的小岛[河水没过底部的大石]早已 立于河滩之上,和水不沾边了;河滩上长着大面积的茅草让人看了就不舒服，底部凹凸不平,就像有好多个干涸的湖,湖底是湿润的,而且有泥;溪水也已变黑发臭...... 人们把河中的石和砂卖了钱.垃圾随便地倒入溪中,使得这一幕幕发生.这恐怕是因为有了自来水,大家认为不需要小溪了吧.对,这样索取也许的的确确带来了一时的方便,但我相信这一定是个亏本生意,这卖的仅仅只是沙石吗？还有孩子的童年,小村的象征,人们的生活保障和良心!
再想想以前,平整河滩上铺满了砂石,没有一丝泥土,几个大石立于清澈见底又较浅的溪水之上,无论从多远,从哪个角度望去,都是那样令人心旷神怡,没有一丝障碍.
作文家乡的变化 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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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是150团，我爱我的家乡。这几年，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忆小时候，许多孩子因为贫穷，到了上学的年龄，却迟迟不能入学；当时，能住进瓦砖房的人就会让许多人羡慕还被称为“有钱人”；家乡的道路满是泥泞，凹凸不平，下雨天人们都无法出门，好多特产都不能及时运出去，买不了好价钱。
现在的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很富裕，柏油马路通向四方，许多人都有了私家车，农民伯伯的收成也不错，我们家乡的彬州梨、红富士苹果、大晋枣引来四方朋友的青睐，家家户户都住进了高楼大厦，电视机、电脑、电冰箱、空调也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去年，家乡相继建成了两个大广场。一个是城中的开元广场，一个是城西的中达广场。城中的开元广场以人们休闲娱乐为主，最中心还建了一个音乐喷泉，这个音乐喷泉和西安大雁塔的音乐喷泉可以相提并论。城西的中达广场主要是园林建设为主，供人们闲余时分游玩。还有彬州大厦就建在中达广场的旁边，一共有18层，是我们彬县的标志性建筑，大楼呈“六”边形，从下面望去，就像一座美丽的云梯，直插云霄。
作文家乡的变化 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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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古至今，农民始终是社会的主体，他们的生活受到普遍的关注。文人在文学创作上，没少以“农民”形象为主要描写的对象。其原因是农民这个角色在社会历史的演变下，发生了多次的改变。它的每次改变往往伴随着历史的巨变，是富有时代意义的。它已成为反映历史的主角，所以文人通过再现当代的农民生活，写出了真实的社会形态，还有文人对社会环境的深邃思考，对提高大众的文化、思想水平功不可没。反映时代的作品是丰富的文化宝藏，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智慧，改变着社会的环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1.自给自足经济下
回顾历史，当城市仅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城乡在经济上差异很小时，我们国家处在小农经济体制中。自给自足的经济现状，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几乎每家每户都以田地为谋生手段，也没有将农民独立成特殊群体的说法。那么，不难想象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如何了。封建社会地主阶层猖獗，变换手段压榨百姓。加之国家征收赋税严重，自然民不聊生。诗人通过写诗表达对农民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愤怒，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之类的这些在当时很常见，诗歌体裁也多种多样。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
鸦片战争为开端，外国侵略者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社会格局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殖民地大多在城市，而乡村还保留封建社会的剩余势力，两者分化已经很明显了。外国人将商品经济引入中国，中国被迫放弃原先的自然经济。加之中国的一些实业家创办的民用企业，都在加速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革。此时，城乡出现二元化经济，这是直接导致了农民大军向城市转移的原因，很多进城农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在城里以其他方式谋生。从此，城乡的单向流动的状况鲜有变过。
3.建国后
在“五四新文学”诞生后，文学作品量日益丰富。许多文人开始关注农民工进城这一社会现象，并创作出许多思想深邃的文学作品，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文人对于这类“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群，似乎有着强烈而执着的兴趣，几乎成为了现当代文学中孜孜不倦探讨的主题。分析下不难看出关注“农民工进城”的意义：1.他们是社会的弱者，关注他们的生活有社会意义。2.他们是传统的剩余，大多文化素质不高，研究他们在社会巨变下，思想轨迹的转变很有价值。3.他们中的大多人的结局都以失败而终，究其原因将引发社会深思。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较早的描写“农民工进城”的小说。有如潘训的《乡心》，小说讲述了在农村衰败后，主人公阿贵成为较早一批由农村来到城市的代表。原本以为从此幸福生活降临，没料到来到城市后，人生地不熟，勉强维持生计都还算困难，阿贵最后灰心意冷。还有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也有类似的描写。处于由殖民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形势下，农村的自然经济必然破产。而多年处于传统安逸下的这些农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在身心上都难以接受。即使他们许多渴望着“城里人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在“城里生活”所需的转变，这必然导致失败。20世纪30年代，作家吴组缃、王统照、老舍等人，对这种社会现象有更深入的描写。在长篇小说《山雨》里，主人公奚大也是被逼进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很有名，祥子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的身上拥有着中国人提倡的传统美德，但最终还是以幻灭结尾。这种结局的实质原因，首先是社会环境不好。而来到城市打工的人，全部都因家乡经济破产来到城市寻求谋生。但城市的环境又不能适应，个人本身素质就有限，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能让生活牵着走，失败是必然的。看着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发现他们身上都有可爱之处，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际却也无可奈何。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由于没有过渡和引导，对乡村和农民来说，被迫转变没有准备，无法消化，只能不断造成身体和心灵上的困苦。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流趋于稳定甚至停滞。其原因很复杂，大致有：城市的户籍制度的建立，阻挡了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以农村为题材的描写不再像原先那样对农村的破败突出描写。此时，“农民工”在文学视野中的形象是欠缺的。
21世纪初到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更大。农村的建设走入瓶颈。户籍制的略有松动，造成大批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社会现状的变化，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作品有如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以写农民陈奂生的视角，来看城市生活的变化。小说《哦，香雪》写了现代都市文明的文明成果对一位乡村少女的吸引程度，借乡村少女形象，来写出无数的乡村人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之后，社会由于过多的农民工进城引发了诸多问题，使得一部分不得不弃城返乡。这时的文学作品描写的重点仍是以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和想方设法进城的故事。如中篇小说《到城里去》，还有小说《城市里的一颗庄稼》讲述的是名叫崔喜的农村姑娘，为了进城，不惜嫁给死了老婆的30多岁的城里人宝东。小说《富萍》讲了农村姑娘富萍来到城市后，对城市生活产生了留恋，为了留在城市，她婚变后选择了嫁给城里的一个残疾人。有些小说从另外的角度来写农村人进城，它们以进城后的农村人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展开描写。农村人来到城市生活，需要适应城市的环境，从生活方式到价值取向都要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却不容易，小说《北京候鸟》讲述的是来北京谋生的外地人就像候鸟迁徙一样，虽然来到了北京，却不能及时适应都市环境、文化。还有的一直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这些农民工重返家乡，城市生活的岁月成为了一段记忆。文学作品中有较多的返乡者形象，如小说《归去》、《蒙娜丽莎的微笑》、《上海一夜》、《异乡》、《紫蔷薇影楼》等等。看似他们的重返是原地踏步，其实不然。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对他们将造成一生的影响，城市的生活资料丰富，生活水平很高，生活节奏很快。这些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正面的影响，亦有可能影响是负面的。
近现代文学史上，作家通过创造典型人物形象，一方面激起读者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引发读者思考。其中更有作者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农民工作为百年历史的主角，他们的人生遭际受到普遍关注，探索他们人生的轨迹，对社会思想的进化很有益处。从他们短暂的人生中，看到了社会的缩影，看到了社会变化的过程。文学上对“农民工”的描写构成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是最具有研究价值的。
参考文献：
[1]逢增玉,苏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兰州大学学报.2008.1
[2]樊星.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文史哲.2009
[3]熊峰.谈谈我国现代文学中农民形象变化的“轨迹”.九江师专学报.1989
作文家乡的变化 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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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乡是无法抚平的伤痛。对于远离家乡的人，家乡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家乡就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家乡是一副永恒的画;家乡是一种浓浓的味道。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爱家乡演讲稿小学，感谢您的欣赏。
我爱家乡演讲稿1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上午好!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爱家乡。
俗话说：“地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说的就是我的家乡-湖北。湖北在“公鸡地图”上它属于祖国心脏的部分，从地形上可以看出，湖北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具有“九省通衢”的美誉。这里，楚文化的发源地，“惟楚有才”，可谓人文荟萃，这里风景独好。
湖北的名胜古迹说也说不完，数也数不清，伯牙子期的古琴台、黄鹤楼、风景如画的东湖，让天堑变通途的一座座长江大桥，也成了装点城市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更有那道教圣地武当山，闻名遐迩的三峡，山水画廊清江……每一处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每一处都让人流连忘返。更有那古隆中、荆州古城、昭君故里、曾侯乙编钟……都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可圈可点的文化符号。
当我们打开尘封已久的中华文明是长卷，荆楚大地上风华绝代的英雄豪杰、贤人逸士、才子佳人层出不穷，从炎帝神农氏、屈原、张居正、王昭君到李先念、恽代英、曹禺、李四光……他们是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是文人、学者，他们是科学家、艺术家…..他们是绚丽多姿的荆楚历史文化的拓荒者、建设者，湖北的历史文化因他们而厚重。
而现在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发展，更是吸引着中外有志之士来湖北投资，观光。已分不清哪里是农村，哪里是城市，湖北正在中部崛起，这只九头鸟正欲展翅翱翔。
我的家乡湖北京山，作为鄂西生态旅游圈的一员，更是山青水秀，毓秀灵钟。
你看，河的流水从城中潺潺穿过。小河两岸绿树成荫，风景宜人。清晨，人们在这里锻炼、歌咏、舞蹈、交友;晚上，人们在这里散步、观赏如画美景，释放着一天的疲惫。凭河眺望，远处的青山苍翠清幽。当微风清拂的时候，隐隐约约，你似乎能够闻到那山中树木和青草的味道。还有惠亭湖，是家乡的又一到美丽风景线——碧绿的湖水波平如镜，清澈明净，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清晨，你可见那白鹤们结踵而至，在湖上翩翩起舞;晚上你可看那野鸭子相约而行，流连忘返。傍晚或假日，游人们或徜徉在湖畔，或荡舟在湖中，那份闲适和惬意无以言表。
美丽的家乡，美丽的家乡水，养育了无数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从这里，走出了无数的英雄豪杰，他们是京山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美丽的家乡，美丽的家乡水，一代又一代建设者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描绘着新最美的图画，一代又一代建设者在这里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我爱湖北，爱自己的家乡。无论走到哪里，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牵动着我，让我不能忘怀。
故乡的山水养育了我们，今天，我们以美丽的家乡为荣，明天我们将让家乡以我们为傲。
我爱家乡演讲稿2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我的家乡朝阳位于辽宁省西部，北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及哲里木盟接壤，南与辽宁省锦西市及秦皇岛毗连，东与辽宁省阜新市、锦州市为邻，西与河北省承德市、秦皇岛市交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为塞外战略要地。
我的家乡朝阳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如：鸟的化石，牛河梁遗址以及三燕古都等，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只鸟起飞的地方，是世界上第一朵花绽放的地方，是将中华民族文明向前推进1000多年的地方……它是一座正在兴起的古老的城市!这里丘陵起伏，峡谷相间，古老的凤凰山象一位严厉的父亲站在大淩河东，给这片土地上的儿女以无言的教诲，大淩河则象一位慈爱的母亲用她甜美的的乳汁哺育着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勤劳善良的人们。
古老的朝阳有着让世界震惊的化石文化，1990年，我国学者在朝阳发现的早期鸟的化石，在世界上引起轰动，朝阳一跃成为世界上的鸟类起源研究最热点的地方，辽宁古果、中华龙鸟、孔子鸟等一系列化石的发现 ， 让朝阳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生物化石宝库。
古老的朝阳更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著名的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红山文化遗址记载着生活在朝阳大地上的原始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它将中华民族的文明推前了1000多年，让世界对我们的伟大民族更加敬仰。
古老的朝阳作为历史名城历史久远，战国时，燕置塞上五郡，至汉朝时，已成为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所，后被三郡乌桓据为统治中心，曹操北伐乌桓，曾挥师朝阳，可见朝阳在秦汉时期已成为东北重镇，公元342年，前燕王在“柳城之北，龙山之西”建都为龙城，十六国时期前燕，后燕，北燕立国88年期间 ，龙城为三燕都城达52年之久， 一座繁华的都城——龙城也成为东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历史名城。
古老的朝阳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陈镜湖，赵尚志、刘桂伍……是他们——从我的家乡朝阳走出的英雄们，成就了新中国不朽的佳绩，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我爱我的家乡——朝阳，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令我骄傲的古老的历史文化，有值得我敬佩和学习的民族英雄，更因为她的年轻美丽和蒸蒸日上。
爷爷说，他小时候，朝阳还没有几座楼房，而今这里却已高楼林立，爸爸说，他小时候乡村全是土路，而今柏油路已通过千家万户，姐姐说，前几年我们的公交车上还有阿姨在售票，而今全变成了自动投币的无人售票车，我们的家乡不但越来越美丽而且越来越文明了。
是啊，就连我小时候还是一片混乱的大淩河，短短几年都已焕然一新了，清晨，朝阳给泛着涟漪的大淩河洒上了银光，晨练的人们在河畔的广场，沐浴着朝阳，舞动着拳脚，黄昏，夕阳给大凌河给铺上了橘黄色的锦缎，人们在河畔感受着夕阳与河水的静美，夜晚，大凌河上华灯高照，彩虹桥五光十色，灯光水色溶为一体，大淩河成了一个神秘而美丽的少女，仿佛轻轻诉说着家乡古老而又年轻的历史……
朝阳，我可爱的家乡，我常常的爱着你!过去，你厚重的文明和历史让我感到自豪，现在，你日新月异的发展让我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作为朝阳儿女，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学好本领，把家乡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辉煌!
我爱家乡演讲稿3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在秦巴山南麓，四川盆地北缘，有一块古老而又充满朝气的地方，古塔清流，梨雪似瀑，千般风情收眼底，这就是我的家乡，我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家乡是苍溪》。
曾经经典与唱响，点燃了我们对未来家乡的希望，田野上，千里嘉陵红军渡，古韵悠扬西武当。苍溪以它特有地理位置，政治经济，风土人情，世态民风为世人展示着它的魅力，以全新的农家气息被世人所感叹，安于勤劳的家乡人呤出了晋代陶渊明“晨曦理茺秽，带月荷锄归”的隐逸生活，村落和谐勾勒出家乡“纵横一川水，高下数家村”的独特地形。
昨天的家乡以鲜花，因有了绿叶的依偎才显得清纯与鲜艳，天空因有了白云的打扫，才显得静穆与安祥，大地因了有了万物的摇篮吻，才显得和平与馨香，这是何等的自然和谐的美呀!一个人，一个字家庭，一个城镇，乃至一个国家，不也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显现出五彩斑斓的和谐振吗。
昨天，我们唱着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勤劳朴实的家乡人在悠悠嘉陵江水的滋润下挥舞着手中的镰刀，锄头，改变着它的命运，在这片热土地上进行创造、思索、改革、开拓。创造属于我们生存自然和谐而又宁静的家园，思索现在将来统一完美可持续的发展，改革与实际相符合的前行，开拓未来更加美好的苍溪。
如今的家乡下发生着翻天地的变化，红军渡西武当，国家四a级旅游开发区，梨文化博晌园，故乡同根溯源，亭子口水电站，兰俞铁路持续发展，正以飞越般的速度展示着苍溪人民的进步文明与和谐。
如今，人们追梦田园是一种生活的选择，是一种生活的休憩，更是一种对地域文化的开掘，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数千年行走步履的痕迹，由小到大，由盛到衰的起落变化，承载着社会昨天和今天的发展。
21世纪的人民的正以勤劳双手在这片补嘉陵江所滋润下的田野上，辛勤的耕耘着，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继承着中化五千年的精神文明，更伟承并创造明天苍溪人民的精神文明，请伸出我们的双手，尽情的为我们的家乡梳妆打扮，家乡的明天在我的头上，家乡的未来在我人肩上。
谢谢大家，我演讲完毕。
我爱家乡演讲稿4每当我看见高大的建筑物、清澈见底的小河、或者是走在宽阔的马路上的时候，总会想起我小时候的家乡……
小时候我家门前有一条泥泞的小路，每当一下雨，我走在那条小路上的时候，总会滑倒。这让我感到非常气愤!我小时候的家非常简陋，不下雨还好，一下雨就漏水漏得不得了。原来家乡的小河非常臭，也非常的黑。人们都不敢往哪里去。现在我家乡的小河非常的清澈，河里也有很多的小鱼小虾。我经常到小河里去抓鱼摸虾，非常好玩。河的旁边也有很多的垂杨柳，我也经常爬到茂密的垂杨柳上面和同伴们一起玩捉迷藏。在树上闻着清香的柳叶，让我陶醉在其中。不过我有时候爬树的时候也会摔下来，摔得我好疼好疼的。我也经常坐在小河旁边呆呆地望着小河，看着垂杨柳，总会想起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在我小的时候，最想要的礼物就是电脑。可是以前家里很穷，买不起电脑。可是到了现在，已经不再是幻想。家家户户都买了电脑和电视，也都盖起了新房，住进了新的小区，家乡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我小时候家乡的人非常不文明，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违法的事也非常多，也没人管。可是到了现在，不文明的人少了、违法的事也少了。在公共汽车上让座的也多了起来。看，高素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刚想到这里，垂杨柳发出的清香让我从回忆中醒了过来。我以前的家乡和现在比起来差别可真大呀!
我爱我家乡，爱家乡的善美，也爱家乡的纯洁、和真诚。
我爱家乡演讲稿5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我爱家乡》。
我爱我的家乡，嫩北农场。她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景色迷人，让人看了心旷神怡。我的家乡，有着对祖国贡献巨大的“大豆之乡”的美誉;她，有着建场几十年的艰辛历史;她，承载着嫩北人民前进的梦想;她，在我们的努力下会更加繁荣富强!家乡的土地是肥沃的。“昔日恒古北大荒，今日中华北大仓”!
作文家乡的变化 第8篇
阅读提示：本篇共计5532个字，预计看完需要14分钟，共有199位用户关注，46人点赞！
摘 要：20世纪乡土小说不仅折射出乡村的百年巨变，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迷失与回归。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是精英分子在启蒙和革命双重视域下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和现实发现，因而乡村是悲剧性的。解放区和十七年乡土小说是主体身份丧失后，对乡村变革和乡村现实的无批判认同，具有崇高之美。新时期以来，主体身份在艰难回归中表现出迷茫和矛盾，在反思和寻找民族之“根”时表现出批判和选择的困境，乡村现实与历史形成紧张关系，呈现出荒诞意味。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创作主体的充分自由，才能维护小说审美愉悦的独立身份，从而更好发挥其生活导引、价值评判的社会作用。
关键词：乡土小说 审美形态 主体
鲁迅以其敏锐的触觉和深刻的洞见，为现代乡土小说确立起基本的创作模式，此后，作为中国现代小说重要构成部分的乡土小说沿着两条路向突进。一条是以沈从文为旗手，后接汪曾祺、孙犁等人，他们持非功利主义美学观，疏离启蒙、革命等主流话语，采取亲和态度，把乡村看做人生价值理想的寄居地，笔下的乡村因而呈现出一种单纯宁静、平稳舒缓的诗化状态，充分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和农耕文明意识。这是对中国传统乡村审美文化的怀念与继承，是现代中国小说的古典传统。另一支脉采取功利主义态度，持启蒙、革命主流话语模式，从变革文化和民族救亡的动机出发，把乡村作为展示诸种复杂社会关系的窗口，乡村因而不同时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审美形态。这虽然与审美客体――乡村本身变化有关，但根本上还是审美主体身份话语的变化。笛卡儿说，审美和愉快并没有一种确定的尺度，它只是“我们的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同一件事物可以使这批人高兴得要跳舞，却使另一批人伤心得想流泪；这全要看我们记忆中哪些观念受到了刺激。”①也就是说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身份姿态和情感性质在审美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决定20世纪乡土小说审美形态变迁的基本原因。
一、悲剧性：双重视野下的旧乡村
悲剧是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普遍的美学特征。乡村生命在启蒙和革命批判的视域下，呈现出暴戾和无自我的愚钝两种状态。就生命生存环境来说，比如《阿q正传》是从被杀者的角度写出生命的迷失与价值的虚无，而王鲁彦的《柚子》则从杀人者的角度写出生的残忍。就生命本身状态来说，乡村生命像动物一样愚钝落后，缺乏自我意识，命运完全被人为的而又代代相因的历史沉疴所奴役。比如《怂恿》就是对愚昧的无价值生命的展示，吴组湘的《樊家铺》则在更高层面上表现出道德伦理在外在力量压迫下的扭曲和变形。启蒙和革命作家们“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②，低劣粗陋的生命形式、破败凋敝的生活环境、麻木愚钝的灵魂中透射出强大的悲剧力量。
悲剧是主体启蒙意识和革命追求的必然结果。鲁迅曾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③鲁迅道出对待劳苦大众的三种姿态――冷漠、羡慕、同情并告知。冷漠是贵族的，他把劳苦大众看做和花鸟一样；羡慕是古典士大夫的，他们在乡村寄托闲情以显其志；只有启蒙者才能同情大众，并设法告知劳苦大众怎样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生命。因此，鲁迅选择了小说，要以现实主义精神去扭转传统的“瞒”和“骗”文艺，写出他们的血和肉。启蒙思想奠定了乡土小说的悲剧观念。
虽然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整体审美风貌是悲剧，但就悲剧性（悲剧的内容和性质）来说又具有多元复杂的审美效果。陈继会在分析这一时期乡土小说审美倾向时说：“20年代‘乡土小说’在整体上给人以一种感伤、压抑的感觉。而在30年代乡土小说中，一扫这种感伤气息，呈现出壮美的风貌。”④20年代乡土小说画出的是“沉默的国民”，而30年代是觉醒了的农民，小说是壮美、是“力”的悲剧。丁帆则认为，乡土小说的悲剧性在鲁迅那里就达到尼采式的哲学高度，而后来“乡土小说流派”的众多作家“只是站在普泛的人道主义视角上，对苦难和人生的作常态的描述”⑤。陈继会和丁帆评价的差异正说明这一时期乡土小说审美效果的复杂性。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时间先后来评价其悲剧性，也不能武断地先替创作主体贴上启蒙或阶级革命的标签，区别出鲁迅的文化伦理模式和茅盾的社会阶级模式，进而认为前者是哲学上的悲思，后者是现实层面的悲壮。鲁迅模式和茅盾模式是作家艺术表现的方法角度，悲剧效果并不与此直接相关，它最终决定于作家的文化身份、心理结构和艺术着力点。
启蒙者往往以引路人的身份，居高临下，从一个形而下的乡村事实引入形而上的哲学思考，通过对现实的否定和超越指向生命本体。革命文化观的作家则以参与其中的同情态度，通过对现实的肯定而达到对生命的确证，在对立中否定一种生命形式，同时主观展示了一种生命形态。如果说前者是跳出乡村的局外人，后者就是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参与者；局外人清醒冷静，同情者狂热激烈；前者的心理距离是疏远，因而往往讽刺；后者的心理是亲和，因而着眼于揭露。任何一种偏执都不可能达到理想的高度，20世纪30年代许多创作失败的例子（阳翰笙《地泉》）都说明了这一点。鲁迅的成功就在于他是这两种主体身份的综合。
正是作家的复合文化身份决定了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悲剧效果的丰富性。中国启蒙一开始就有社会变革和社会实践性质，启蒙的激进性决定两者的纠缠和混杂，综观这一时期乡土小说，悲剧意味最丰富的艺术作品往往是启蒙的文化深度和革命的现实悲壮的完美结合。
二、崇高美：主体改造与理想认同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经历一个被弱化和被边缘化的变化过程。细究知识分子身份弱化过程虽非本篇所能，但有几点不得不提。第一，北伐战争时期，知识分子初步放弃思想批判的自由身份，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政治斗争的洪流中来。第二，抗日战争暴发后，知识分子又自觉放弃精英意识，投身到救亡运动中，从思想感情上与人民大众接轨。第三，1943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身份被改造。知识分子由先知先觉者和社会革命的先导变成“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需要在思想上整顿”的对象，由向大众启蒙转变成了向大众学习。最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和自我价值被完全消除。
由此可见，自抗日战争以来，知识分子独立身份一直处于弱化之中。他们对现实的逐步妥协，进而作为文艺创作之本的情感和理想都发生根本性变化，并最终导致其价值观的变化，影响了艺术家们的题材选择和内容表现，使创作主体对时代革命主题渐趋认同。于是个人情绪同时代情绪一起律动，自我却消失了，个体融入到大时代之中。这种时代认同感使主体以工农群众的身份、责任和视域来看待那正在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代，于是心灵被照亮了，意志被提升了，情感超越个体自我，而指向集体和公共目标，乡村生活就成为崇高的对象。
丁帆说：“建国以后的乡土小说基本上消灭了整体的悲剧创作，作家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一最能促动时代和社会的敏感神经，代之以英雄的‘崇高’美感来实现作家作品的教育和认识审美作用。”⑥综观解放区和十七年乡土文学，崇高感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时代主题的心灵性反映，一是时代斗争的和谐性指向。
朗吉努斯说：“崇高的风格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⑦朗吉努斯将伟大的心灵归为对古典的研读和感受，这是他的时代局限性，其实伟大的心灵来自于伟大的时代。社会理想认同感使创作主体很容易从现实生活中触摸到时代脉搏，对时代主题的热烈感受中，个人情感被轰轰烈烈的集体意志引领提升，内心涌起惊异赞美之情，作品中爱、恨、悲、喜之情都会给人一种崇高之美。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通过表现纯朴木讷的农民翻身做主来折射作家对那场伟大的土改运动的崇敬之情。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则在宏大的场面描写中展示出超越时代的饱满激情。还有一些作品，特别是建国以后的乡土小说，总是喜欢塑造一些办事果断、舍己为公、坚忍不拔的新式人物形象，寄寓着对伟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歌颂之情，如梁生宝、朱老忠等。
还有一类崇高，表现在两类人物或两种思想的斗争中，最终让新的战胜旧的，先进战胜落后。如果说前一类是主体对时代主题的感受而直接提升了情感意志的话，那么这种崇高则是情感被压抑后突然释放，指向理想价值而产生的精神愉快感。这种崇高与悲剧有相通之处，都表现出对立、斗争的残酷性，显示出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必然与自由等因素的尖锐冲突和势不两立，不同的是崇高最后指向新的更高价值，悲剧却是原有价值的毁灭。赵树理的小说几乎都是采取二元对立模式，是这种美学风格的典型。《三里湾》中范登高逆历史潮流而动，走个人发家之路，正好和以王金生、王玉生为代表的农业社构成紧张的冲突关系，但最终，范登高的失败释放了审美主体的压抑情感，审美价值指向新生事物，产生必胜的崇高信念。二元对立还可以通过个人的自我分裂、蜕变、重生来表现。
三、荒诞感：历史文化与生存的悖谬
根据作者情感态度，我们可以把新时期乡土小说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张承志、汪曾祺、刘绍棠、李杭育、阿城等人为代表，着眼于传统文化精义的寻找，主要倾向于赞赏与亲昵，小说的审美风格呈现出古典宁静的和谐形态。他们是沈从文、废名等人开创的古典风格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扬。另一类以高晓声、王安忆、张炜、韩少功、刘恒等为代表，沿着理性批判的启蒙路径，向传统痼疾宣战，在历史文化与生存悖谬的荒诞中达到自否定效果。
80年代是“反思和寻根”精神高扬的时代，这种精神随着创作的发展，经历了从政治层面到历史层面，再从历史层面到文化之根的深入过程。因此“反思和寻根”成为80年代的乡土文学的精神指向，小说叙事在现实、道德和历史三维空间中，通过其中两者或三者的叠加构成张力，进而达到扭曲变形的荒诞性效果。
当现实和历史构成紧张关系时，否定性情感并不是单一的，有时历史否定了现实，有时现实又超越了历史。高晓声笔下李顺大的经历就像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李顺大造房三起二落，祥子买车三起三落；李顺大最终实现了造房梦想，而祥子非但没买成车子，反倒变成了行尸走肉。祥子的命运是悲剧，蕴含了作者对社会及祥子自身弱点的批判否定，情感指向明确。而李顺大最后却造成了房子，尽管李顺大有卑怯自私的萎缩性人格，但他的“跟跟”是迫不得已，他心中小算盘也属普通人的正常人格。那么我们的价值判断指向何处呢？现实和人物自身的文化历史构成一种双向紧张关系，表面看谁也没有否定谁，其实两者都被否定了，是自我否定，这就是荒诞。阿q之所以是悲剧，是因为其猥琐的生命形式毁灭了“人”的价值，李顺大的荒诞性在于没有什么被肯定，现实和历史都成了虚无。
王安忆的《小鲍庄》、张炜的《古船》、韩少功的《爸爸爸》、刘恒的《伏羲伏羲》在更高层面上追求着一种哲学化、抽象化的叙事方式。现实、道德、历史都以自己的存在互相显示出对方的荒谬。小鲍庄中，儒家“仁义”是人人恪守的道德核心，代代自主相传。仁的“内聚力”使村庄气象和平，温馨和谐，互助自足，然而这个桃花源一般村庄合“理”却不“合事”，照“仁”的逻辑来说是合理的，符合“仁”的规范，但照生活逻辑来说，村子里的一切都陷入悖谬之中，年长不娶被人耻笑，娶了寡妇又遭人欺凌。《伏羲伏羲》也陷入这种互相解构的虚无之中。生的活力和人的原始野性与社会伦理构成尖锐对立，“乱伦”行为挑战人的道德极限，而传统道德却又成为生命的杀手。生存主体本来就是由历史的文化形态和现实的生命形式共同展开，现在、历史、现实与道德却相互否定――生存是荒谬的，它与历史冲突，与现实冲突，它存在着某种困境。
其实，这种困境不是生存的困境，它是假象，背后的本质是创作主体选择的困境，是作者精神的困境。主体的犹疑和进退两难，使他们对乡村生活产生荒诞的幻觉。这可以从韩少功的自我悖论看出来。他在《文学的“根”》中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他要求作家要重视民间的那些“不规范”的“俚语、野史、传说、笑料、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⑧。韩少功的意思是改变五四启蒙时期全盘否定的态度，在传统乡村中发现本民族的文化精华。但宣言和实践在韩少功那儿出现了矛盾，他的创作实践完全背叛了自己的初衷。当他把那些寻到的“民族之根”放到纸上，变成文字的时候，却突然逆转，不自觉地采取了讽刺批判的态度。像这样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情感与理性的矛盾在当时具有普遍性，这种选择与判断的矛盾反映在作品中，就会渗透出荒诞意识。对传统文化的热切眷恋之情和理性判断之间的严重分裂，是新时期乡土小说荒诞的根源。
四、结语
乡土小说审美形态的总体变迁，反映了20世纪人们对乡村的理性认识与情感态度的变化，而这又与主体身份的变化紧密相关。悲剧性来自主体的精英文化身份、精英的启蒙意识，使其能在哲学的高度对人的存在进行反思；崇高既来自时代主题的伟大，也是主体身份丧失、自我意识泯灭的结果；荒诞显露出80年代主体自我意识虽在自由回归，却充满了矛盾和艰辛，其后不久发生的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可看做是身份自觉的理论追求。
①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②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第16页。
③ 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年2005年版，第411页。
④ 陈继会：《中国乡土小说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⑤⑥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第257页。
⑦ 朗吉努斯：《论崇高》，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⑧ 韩少功：《文学的“根”》，见洪子诚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1945―1999》（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82页。
作文家乡的变化 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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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土小说 批判性 乡土语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与东部主流文学遥相呼应，西部出现了一片乡土小说创作热。关于这个时期乡土小说的创作，学者丁帆认为：不论是“知青”叙事主体还是部分被叙述对象，他们都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被介入到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乡村生活中，不同地域色彩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和乡村生命，便以“他者”的身份进入“知青小说”的叙事空间，从而使部分“知青小说”具有了乡土小说的美学品性，也就获得了进入中国乡土小说论域的基本理由。[1]251
何士光就是该时期贵州乡土小说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既不像沈从文那样充满恬淡古朴的人情美，也不像冯文炳那样不卑不亢、诗意平和；何士光笔下的黔北小镇（青羊场、梨花屯），就像鲁迅笔下的故乡（鲁镇、未庄）――落后闭塞又颇不安宁。 他的清醒和高明之处在于，在悲悯之情充斥当时文坛，大家历数各自悲惨遭遇和不灭的信念时，何士光却在“乡场上”找到了他要传达的时代之言的人物，在民间社会发现了又一时代的来临。具体来说，何士光乡土小说的创作特色在《乡场上》和《苦寒行》等作品中得到了清晰体现。
一、重视环境描写，剖析农民心灵
恩格斯曾经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462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必须建立在典型环境的土壤上，典型环境也需要人物形象来村托，二者互相依托；小说的核心是写人物，如果撇开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去描写人物，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环境描写是为了人物形象的塑造。
何士光笔下的梨花屯地处穷乡僻壤，交通闭塞，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冯幺爸、朱二爷等人对这一方水土的感情是复杂的。朱老大这个形象的刻画正是由于这片土地的特殊而显得丰满。由于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朱老大只上过两年小学，对于新的时代生活，作为青年人却茫然无知，他的潜意识里就是一种不思进取的想法，等待着时局来改造自己。于是，他天真地认为，只要时代一变革，旧的一切都消失，所谓的华屋美食、荣华富贵就会光临自己。事实上，大的时代背景是农村已经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多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都被调动起来。农村改革前，朱老大慑于村干部的权威，装模作样扛着锄头、挑着箩筐混工分情有可原。但是，当大家都在为自己干活的时候，朱老大却不去耕种自己家的责任田，整天依然游手好闲、漂游浪荡地混迹于梨花屯的大街小巷。可以说，朱老大已经被时代淘汰，人生已经病态，只一味地享受。朱老大是一个善于幻想的青年：坚决不干体力劳动，只想干不费力、不吃苦、赚大钱的生意；甚至幻想像田螺姑娘的传说一样，希望自家地里长出取之不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新时代已经到来，可是梨花屯青年人的思想依然受小农意识的束缚，然而真正束缚他们的，是环境的制约。假设朱老大类似的青年能够多读几年书，能够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结果会不一样的。因此梨花屯的乡民所面临的历史和心理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
“梨花场”的一草一木都濡染着作家的心灵，启示着作家的艺术灵感和对日子的哲学思考，从而使作家情不自禁地寓情于自然，同时也借自然暗示自己对日子的理解。这种对生活的理解作家是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表达出来的，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倾注了作者无尽的感情，寄寓了作者对美好的生活理想的向往。作者通过描写 “梨花场”，塑造了朱老大、冯幺爸等一批丰满的人物形象。可见，他的乡土小说遵循了“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创作原则。
二、现实主义的笔法，精巧严谨的构局
何士光的小说多是用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表现贵州乡民生活状态。代表作《苦寒行》通过对朱二爷父子生活的描述，深刻地揭示出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不能只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更应该关注于人物心理的变化。就像何士光所说的：读完作品，“回过头看着自己”是完全必要的。看看朱老大那空洞而顽劣的灵魂，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可能也在社会的舞台上演过种种闹剧。
英格尔斯认为：“无论一个国家引进了多么现代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式，也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最现代化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何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实施的那个人，没有从心理和行动方式，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是徒有虚名。”[3]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农民的转变，朱老大一样的青年需要，每一个人在面对改变的时候也需要，这种转变的历程是一条漫长的路，它比从苦寒走向富足更艰难，走上这条路也是需要勇气和力量的。通过朱老大的现实人生，作者并不只是对病态人生、人性的揭露，而是要剖析滋生人性弱点的历史文化土壤，对制约人物形象的社会环境进行了多层次多侧面的烛照，这是作家俯瞰历史的气度的体现。但是，我们不能把朱老大仅仅看成是一个无能、懒惰而狡猾的特殊类型，这个人物形象寄寓了作者一种理想的现实意义，所以结尾处作者说：“我”似乎看见一个貌似朱老大的年轻砖工正在建筑工地上认真地工作，朱老大已经实现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结尾的描写，作者明确回答了“朱老大要像他（砖工）那样，似乎还需要他过来的那些时光……”从整体上看，作者期待改革时期的青年能正视现实、正视自己，认清道路的艰难漫长，从而增强改革带来的压力。
《乡场上》作为何士光的成名作，作者也使用了现实主义的笔法。“《乡场上》急切地要为农村生活的深刻变革作一次说明：生产关系的变化深刻地改变着农村的社会状况，并且只有生产关系的变革才能改变这种疮痍满目的社会状况。这种观念是从生活和科学两个方面获得的，因而是正确和有意义的。”[4]541在作者看来，找出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一个横截面，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就可以透视出农村生活的变化。在这个小小的横截面中，作者把人物置于冲突之中，开篇就用倒叙的方法，告诉故事的结尾，由结局到发生到高潮，其中穿插着必要的场景描绘和适当的安排和对话，旨在围绕和突出主题，一一力求精确。作品从得出的生产关系变化改变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这个观念出发，对生活去进行高度的概括，描绘出冯幺爸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使作品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而又不露斧凿痕迹，远远超越了那些“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4]542的平庸作家，超越仅仅为了配合宣传党的政策，便单纯把作品处理成一种现成的、程式化的标准化的工序一般的作品。
三、通俗的乡土语言，浓郁的乡土情怀
汪曾祺说过：“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家思想的……”[5]研究作家作品，除了重视内容之外，不可忽视内容的载体――语言。语言不仅是文学作品优美的源泉，而且还是核心组成部分。不同作者的语言风格是异彩纷呈的。而语言的地域色彩非常明显，不同的地域方言就体现了作家不同的创作风格。何士光是地道的贵州人，加上在黔北小镇上的教书生涯，使他耳濡目染了许多农村的习俗。小镇上的山水、风俗、人事、人情，自然是烙在了心底，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会流露出贵州的乡土语言。何士光也正是通过这些通俗的乡土语言来表达对贵州的乡土眷恋。
作品的叙述语言体现了黔北人说话的简洁明快、诙谐生动。 “就收那么几颗，不够鸦雀啄的”、“一滴露水一叶草”，类似的语句让读者读起来亲切易懂，浓浓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读者仿佛置身于黔北雾岚沉沉之山村。“嘴角烂了，粘湿着口水，胸膛风箱一般的，呼出浊重的气息……一钵饭很快就陷下去了。”这些句子生动而深刻地揭露了朱老大阿q式的生活状况，让人忍俊不禁，但又让我们完全明白那笑中的辛酸，笑中的沉重。另外，作品中人物对话非常个性化。曹支书在处理村民之间的矛盾时：“你真在场，就说在场；要是不在，就说不在！就是说，要向人民负责：对任老大家，你要负责；对罗二娘呢？你当然也要负责！――你听清楚了？” 表面上，曹支书是在主持公道，行使他作为父母官为民做主的权利，他似乎并未偏袒哪一方，可语气之中，他却给冯幺爸施压，暗示冯幺爸注意事态的轻重缓急。瞧！这就是梨花场上活生生的一群人。
具有乡土味的乡间俗语、俚语的灵活运用。玉生嫂把钱兜在“围腰”里，“围腰”就是“围裙”； “管他咋个喊”是“随他怎么叫”的意思； “那边的妹儿，水色好得很”，“水色”就是“相貌”；等等，这些言语言简意赅，通俗明了，充满泥土气息。此外，黔北方言中的“儿”化音也被作家运用得炉火纯青，通篇常见“妹儿”、“娃儿”、“幺儿”、“狗儿”等，加上那些常用的方言语气词“哟”、“”使得这些方言词汇的运用灵活而不晦涩，它们表达了何士光悠远的乡土情结的同时，又使作品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鲁迅说过：“文艺作品越有地方色彩，就越有国际化。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6]何士光乡土小说颇具地方色彩的语言风格，亦将会使他的作品更加异彩，从而引起更多的注意。
综上，何士光乡土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于：注重环境描写，剖析人物心理；用精巧严谨的布局来组织全文，用现实主义的笔法进行批判；用乡土文学的基本思路，描写黔北山区的乡土乡音。可以说，何士光的乡土小说在继承了先辈蹇先艾乡土文学成就的基础上，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贵州这片土地上乡土文学的发展成就。
参考文献
[1] 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英格尔斯.海南现象[n].生活周刊，1988-2-28.
[4] 庄汉新，邵明波.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论评[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7.
[5] 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a]//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作文家乡的变化 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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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土文学 启蒙话语 衍变
启蒙思潮在西方是伴随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而发展起来的一股旨在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潮流。它以重新确立人的价值为中心内容，以开启民智、批判蒙昧为基本指向。启蒙话语建立在普世价值之上，被持有时代话语权的知识精英所掌握。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中国“新一代知识精英开始把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使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乡土文学表现出丰富鲜明的启蒙精神。
乡土作为现代中国广大未开化民众的栖息地，曾经有许多现代知识者从这片浸满血与泪的栖息地走出来，当他们重新打量她的时候，永远会寄寓或悲悯哀怜或欣赏迷恋或理性审视的复杂情感。鲁迅及其影响下兴起的“五・四”乡土文学把批判的锋芒对准蒙昧落后的乡土，呈现出批判封建蒙昧的启蒙精神。三十年代不再简单批判，乡土成了这些寄寓都市的启蒙知识者返归自然的精神皈依之所。四十年代延续“五・四”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理性，凸显出对落后民众人性的审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启蒙精神。
一
“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学的先驱们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在他们看来，民众的精神状况是制约国家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在谈及怎么做小说时，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五四知识精英主张文学服膺于思想启蒙，把文学作为改造国民精神的最佳途径。在这种文学观下，“五・四”乡土作家以真诚的态度描绘停滞、落后、悲剧丛集的宗法制农村，把落后愚昧的民众和一切封建因素作为批判的对象。
鲁迅的作品虽以其超越一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未归入乡土派的行列，却最典型地体现了“五・四”乡土文学揭示病苦批判蒙昧的启蒙精神。他不仅仅满足于对未庄、土谷祠、乌篷船、咸亨酒店以及鲁镇年终大典上的祭祀礼仪等十足浓郁的绍兴风味的乡土生活氛围的营造，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以一个民主主义启蒙者的思想和眼光来审视这片古老的土地。鲁迅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小说视角聚焦于“病态社会”人的精神病苦：《故乡》深刻地显示了润土的悲剧命运和他灵魂中令人颤栗的变化；《祝福》描写宗法制社会中一个善良的生命被套上无以洗刷的罪名，带者滴血的人生和灵魂走进地狱；《风波》以七斤的惶惑、疑惧的愚昧神情，揭示缺乏精神信仰、无特操的国民性弱点；《药》沉郁地写出了宗法制城镇的愚昧风习。正是从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出发，鲁迅的乡土小说始终关注充满蛮风陋俗的乡土，以审视的目光解剖民众的精神病苦，具有强烈的理性批判色彩。在鲁迅影响下的“五・四”乡土作家，延续了批判蒙昧的启蒙主义立场，他们怀抱阳光之剑，以与一切封建旧俗为敌的姿态批判愚昧、落后，挖掘民族精神创伤。《菊英的出嫁》描写浙东宗法制农村中古旧的冥婚习俗，渗透着对陈规陋俗的批判热情。《烛焰》刻写存留于乡间的冲喜恶俗，反映了夫为妻纲的宗法制度下女性价值荡然无存，批判了封建性的落后风俗和麻木不仁的民众。《负伤者》、《赌徒吉顺》表现农村卖妻、典妻的落后现象，揭示了下层妇女外部环境的冷酷、内部精神的巨大痛苦。《怂恿》围绕肉猪的买卖，展开乡间土豪劣绅的无情倾轧和野蛮的宗族性争斗。《水葬》着墨于黔地野蛮落后的水葬习俗，揭示闭塞乡村的精神愚昧。
“五・四”乡土作家以各自的乡村世界展示出一幅幅贫穷野蛮、闭塞落后、封建主义残存的生存图景，以及在这种生存图景下挣扎的乡村大众灵魂。在凝视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时，他们启蒙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胸襟充满着沉重的忧患意识，渴望以现代民主思想来开化民众，疗治民众的精神病苦。解剖国民心理和批判社会痼疾的笔端饱蘸着浓厚的悲剧色彩，以冲破一切封建罗网的强大力量，刺破乡村全部的鄙陋处。
二
封建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漠视人的价值，以神性压制人性，束缚人的发展。批判封建蒙昧虽是启蒙思潮最显著的特征，但绝非终极目标，它是以此为基础构建人类未来的理想王国和精神归宿。西方启蒙思想家就封建主义的弊端提出了种种设想，卢梭的“皈依自然”、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主张回归充满生机的自然界，返归人性的本真状态。三十年代沈从文、废名的乡土文学上承周作人的人生趣味和审美境界，其中既积淀着中国传统的崇尚自然、眷恋山水的基因，又溶进了“皈依自然”的成份。这表明现代乡土文学不止于简单地批判封建蒙昧，西方启蒙思想本身的丰富性决定了乡土作家必然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接受，乡土文学表现出来的启蒙精神必然也是多种多样。在现代乡土文学发展新阶段的三十年代，便深化发展了启蒙精神，转换为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
在乡村与都市、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两种社会文化的反差中，形成沈从文“乡下人”式的道德标准和情感倾向。当他回到梦寐以求的乡野腹地时，那种为都市文明所干涉、所裹挟的孤独感和失落感悄然消逝，在涤去功利念头的胸襟中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小说《边城》围绕翠翠描述的宁静自足的生活，纯淳厚的人情、人性美，信仰简单而执著的地方民族性格，加之乡村风俗自然美的渲染，托出作者心向往之的那块人类童年期的湘西神土，它代表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萧萧》是以文字为音符奏出的温馨背后满怀忧伤的田园牧歌。《三三》、《龙朱》、《长河》等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世命运三者浑然一体，组成一种化外之境的生命形式、一首曲终奏雅的人性抒情诗，展示了湘西底层人性皆善、性自天然的生命自在状态。即便是描写都市生活的《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作者都是以都市反观乡村，以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否定寄托高远的人性理想，表明沈从文倾心追寻湘西自然的生命状态。
废名笔下的乡土世界波澜不兴、宁静调谐。《桥》写乡间风景、风俗、儿女情态，构成一个化外的牧歌世界，甚至茅林修竹都领会这纯真的境界，天人合一，物理与人理完美和谐。《菱荡》中的泥墙瓦屋、青山绿树，史家奶奶乐善好施、三哑叔知恩图报。自然适意、返朴归真的性情和生活形态闪动着人性美的光辉。这种对人生丑陋面的有意规避，正反映了作者对人间纯美的向往。
三十年代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乡土文学融通西方返归自然的启蒙思想，把自然作为人类的精神归宿，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精神，与“五・四”的批判封建蒙昧形成互补，共同丰富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启蒙理性。
三
二、三十年代乡土作家都是滞留城市却未能忘情自己的乡土出身，正如鲁迅之于浙东小镇，沈从文之于混沌未开的湘西。“故乡”象征的是一个正在逝去的文化传统，它是作家灵感、生命的源泉，他们的“精神还乡”唤起的是亦悲亦喜与深广忧愤的复杂感情。而四十年代乡土作家不再以“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者身份回视乡土。由于战争时期解放区遭受文化封锁，与西方文学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因此他们一方面汲取民间文化作为补偿，一方面承续“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呈现为对“五・四”启蒙精神一定程度的回归，但又具有新的特质，注重对人性的审视和国民性批判，表现出一种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
代表这一时期乡土文学最高成就的赵树理，植根于山西农村，注重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更多继承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精神，以一种人性审视的目光来描写解放区农民，从对农民问题的揭示以及对农民劣根性的批判，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所实现的思想上的翻身―农民精神、人的地位以及心里状态的变化。他塑造了两类农民形象：一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尚未觉醒的老一代，《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受封建迷信观念的扭曲，使得他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算命占卦上。《传家宝》中的金桂婆婆不仅被封建的思想观念所束缚，而且顽固地把这些作为“传家宝”传给下一代。正是对背负着封建主义沉重历史包袱的老一辈农民的深入剖析，指出农民真正获得精神上的解放，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二是年轻一代。《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中的小元、小昌开始富于革命要求，然而一旦掌权，封建官本位、特权思想以及权势欲顷刻间急剧膨胀。赵树理敏锐地发现年轻一代农民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没有洗涤干净而可能发生蜕变，显示农民改造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丁玲在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创作秉持了她“五・四”时期人的觉醒的启蒙主题，《我在霞村的时候》展现了乡村民众麻木愚昧的封建意识。《在医院中》以具有“五・四”启蒙意识的知识女性的眼光来打量解放区的一所小医院，揭示了农民小生产者习气、人性的自私麻木。即使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政治气息浓厚的小说，也注重对人性的分析、批判和表达。
解放区乡土文学创作是在这块明朗的天空下进行的，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使得它既不可能像“五・四”那样在启蒙精神的烛照下对乡土展开猛烈批判，也不可能像三十年代那样归依山水。基于对“五・四”改造国民性启蒙思想的继承，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在批判封建意识的同时，凸显对人性的审视，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精神。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尽管各人头上一方天，各人脚下一片土，但都渗透着作家强烈的启蒙意识。从“五・四”批判封建蒙昧到三十年代返归自然及至四十年代改良人生的启蒙话语的发展衍变轨迹，表明它不单是作家与乡土的一场心灵对话，更隐喻了一个民族摆脱一切异己的精神奴役、走出精神蒙昧所必须经历的艰难的心灵蜕变过程。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
[2].鲁迅：《呐喊：鲁迅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4。
[3].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